|
“我当时气得真想揍他一顿。”回想起这一段故事，梁毅志仍然忿忿不平。
还有一次，他被关到一个黑砖窑，凭着自己的“机灵劲儿”才偷跑出来。
“城市不接受我们，大部分人要回老家。我们的根在农村。农村人没有理想，能填饱肚子就行。农村人也不敢生大病，一有大病，这辈子全完了。”这个曾经的文艺青年说。
在镇上买房子后，他还为自己专门设了一个书房，不过现在很少进去。
柱子的故事，是梁鸿听到的打工者故事中最为悲伤的一个。柱子个子很高，长得很洋气，16岁就出去打工，后来到青岛一家首饰厂干活。 10多年后他生病回到老家。他的病很奇怪，经常会吐血，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血一直没止住。最后几个月，很多器官功能衰竭，轻轻一咳，血就喷出来。刚开始，家里的兄弟姐妹还积极凑钱给他治疗，积蓄花得差不多了，他们又为钱生出不少矛盾。没挨到柱子死，大家就各自回到自己打工的城市。
梁鸿还了解到，最后厂里也没赔柱子一分钱。
村子里有几个年轻女人在一个气味非常难闻的工厂打工。梁鸿问她们为什么不离开，听到的回答是，活不好找。全然没有提及到污染对她们身体的影响。
村里有一个人，在和妻子结婚不到一个月后就出门打工，一年多没回家。年轻媳妇想念丈夫，人变得狂躁不安，逮谁和谁吵。婆婆当众骂她“花痴”，说她想男人想疯了。一天，她把化肥撒到别人地里，回家后喝敌敌畏自杀。
这样的故事，让梁鸿很揪心。“外出打工的，留在家里的，都没有自己的生活。大家都在讲社会转型，难道在社会转型中，他们就是天然的牺牲品？”她说。
学校与猪场
芝婶在厨房忙活着，刚上学的孙子一个人在院子里玩玻璃珠。院子里没有阳光，他却玩得满头大汗。
梁鸿蹲下身，拉住孩子的手，轻抚着他的头问：“你想不想爸爸妈妈？”
“不想。”孩子干脆地回答。他努力地挣脱梁鸿的手，继续玩他的玻璃珠。芝婶看一眼，叹息道：“这孩子可怜，连个伴都没有。现在的孩子都可怜，没爹没妈的。”
这让梁鸿想到了自己的儿子，“要是我的儿子也放在这样的环境，谁知道以后他会变成什么样？”
2008年暑期，她带儿子给母亲上过坟后，就让儿子长住在城里的妹妹家中，自己则住在村里的哥哥家。有一天，她早早回到妹妹家。儿子仍在睡觉，她就躺在儿子身边。儿子醒来后，叫了声“妈妈”，眼里一下子满是泪水。梁鸿紧紧搂住孩子，感觉很心酸。
芝婶每天早晨7点钟出发，骑电动车把孙子送到近3公里外的镇上小学读书。下午6点钟又得去接回来。有时路上车多，她害怕有个闪失，就推着孙子走。不到3公里的路，她得走将近一小时。芝婶腰常常疼，3个月后，她实在坚持不住，就让在镇上上班的女儿照看孙子，平日里吃住在女儿的宿舍，星期天回家住两天。
“农村谁家不指望孩子能出人头地。孩子有出息，大人出去脸上也有光。你看你爸，有你们姊妹给他长脸，活得多风光。”芝婶对梁鸿说。
梁鸿的记忆中，少年时代的求学并不像现在这么辛苦。早晨6点的时候，学校上早课的铃声就响彻在梁庄上空，小伙伴们相互喊着，结伴上学去。那时，学校就在村里，老师都“很负责任”。
“80年代那会儿，哪怕是傻子，只要还能走路，都会把他叫到学校。学龄儿童入学率百分之百，一点都不含糊。镇上年年评比，梁庄小学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当时的民办教师梁万明说。
而现在，有的孩子因为爷爷奶奶管不了，逃学打游戏成了家常便饭。还有一些孩子早早便辍学，跟着父母外出打工。
学校是一栋两层砖混结构的建筑，每层有10间房。现在，教室的门已朽烂，推一下，灰尘哗哗地往下掉。一些房间里堆着破旧的桌椅、床、沙发等，还有散乱的不知何年何月的作业本。有的房间还养着猪。推开门，猪就嗷嗷地叫起来。前几年，这里做过猪场。
教学楼前的空旷处已被开垦成一片菜地，现在种着大葱。
1984年，这所小学刚完工时，立过一块碑。后来，纪念碑被猪场的承包人垫在猪槽下面。猪场撤了后，看门人兴哥把它移到自己的院子里当石桌用。一听梁鸿要看纪念碑，他赶紧找来一块抹布，用水蘸湿，擦拭起来。初冬寒气逼人，但他坚持擦了两遍。
这块“梁庄村全体干群兴学纪念碑”上写着：
“为了开发智力，振兴中华，梁庄村干部群众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集资办学，修建校舍，添置设备，改善办学条件，先后投资三万一千元，为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对梁庄村为四化培育人才，造福后代的兴学义举，特树碑表彰，永誌纪念。”
后来，生源逐渐减少，学校开始萎缩，只保留了3个年级。民办老师大都清退，公办老师也纷纷想办法调走。最后，只剩下一个校长。
没人能准确地记得小学是什么时候关门的。大家只记得，学校关门的时候，校长把旗杆放倒卖掉了。再后来，学校就承包给人养猪。
学校大门口外的标语原是“振兴文化，教书育人”。养猪的来了后，在旁边写了“梁庄猪场”4个字。村里人常解嘲地读为“梁庄猪场，教书育人”。
“梁庄很早就注重小孩教育，现在都成啥样了？看着就让人生气。”梁光正忿忿地说。
在“文革”武斗刚开始时，梁光正曾被批斗过。一天上午，村里组织人批斗他。找到他时，他正在学校的工地上干活。
“梁光正，该批斗你了，跟我回去吧。”来人喊道。
“没看到我正在修学校？下午再说吧。”梁光正回答。
来人说了声“好吧”，转身离开。直到下午，梁光正才去接受群众批斗。
“政治挂帅的年代，教育都不敢放松。现在经济这么好，学校却关门了。以后的孩子们该怎么办？”老人叹息道。
土葬与火葬
梁鸿2008年夏天初回村的时候，芝婶的丈夫曾邀请她到家里吃饭。那天，在会计家帮忙的人很多。大家在觥筹交错中说说笑笑，甚是热闹。饭后，有的人洗碗，有的人擦桌子，剩下的一部分就张罗着“斗地主”。
那样的热闹场景，不仅梁鸿，甚至是芝婶，近几年也很少看到了。
外出打工的人，多半会在过年的时候回家。那时，村里会热闹一阵子。他们会互相串门，喝酒，打麻将，“斗地主”。通常元宵节一过，他们就锁上新房的门，把孩子留给父母，各奔东西。
不过，即使是过年，也不是梁鸿儿时的场景了。在古老的传统中，大年初一各家都要做一大锅菜，做好后，按照辈分依次送一碗，让大家品尝。因此，每家吃到的菜，都有各家的。这个传统，随着大家搬迁新居，渐渐消失了。
村头有棵大槐树。树下曾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之一。要是夏天，吃饭时分，不少人会端着碗，在大槐树下随意找一块石头坐下，讨论村子里发生的新鲜事。当然，他们也会品评各家的饭菜。
“这里就像新闻发布会。鸡毛蒜皮的事，都会被大家议论来议论去。”梁光正回忆说。
可是现在，通往大槐树的路上，长满杂草。一阵风刮过来，落叶漫天飞舞。
村子里消失的东西很多，甚至是哭声。
为节约土地，河南农村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要求火葬。而在当地文化中，土葬才是最理想的选择。因此，一些家庭想方设法逃避火化。
梁鸿的舅爷去世时，老人要求土葬。家人不知道怎么办，商量着用水泥把棺材砌起来，“谁要扒坟就和谁拼命”。最后还是托关系，交了一笔罚款，土葬了。
她的另一个亲戚去世后，家属在一个夜晚偷偷将死者埋在地里。家人没敢穿孝衣，没敢设灵堂，更没人敢哭，“一点悲伤的气氛都没有”。但不久后还是被发现了。镇上来了几个人，要将死者的尸体挖出来烧掉。家属一再阻拦。最后在当地一个头面人物的交涉下，交了一笔钱了事。
在推行火葬前几年，挖坟烧尸的事曾发生过。后来管得越来越松。前任支书梁清道说，现在大都找关系塞上一两千块钱，偷偷埋掉，“就看你关系硬不硬了”。他还算了一笔账。尸体拉到县城火化，一来一往得300多元，火化费及骨灰盒也得400多元。火化后，农民还是要买棺材埋到地里。之前土葬，村里规划有公墓，火葬开始后，公墓没有了，大家就只能埋在自己的地里，“反而浪费了不少耕地”。
村外的田间地头，有不少坟墓。一个村民说，这些坟墓，大都是近几年修的。
没关系的也在想方设法满足老人土葬的愿望。梁鸿的本家大伯，2004年去世时，留话非要土葬。家人无奈，请了一个阴阳先生指点，按指点把死者手上的指甲、脚上的趾甲剪掉，保存起来。火化回来后，家里人将死者的骨灰按人形撒在棺材中，将指甲和趾甲放在应该在的位置。
“实际上棺材一抬，骨灰的形状肯定会改变。”梁鸿说。
即使花钱买关系土葬，死者家属也不敢哭，不敢大张旗鼓地祭奠，但“要是火化就没事”。
梁鸿实在无法理解这种现象。“哭是人类表达感情最原始的方式，现在连哭都不敢了，人该有多压抑？”
每次回到故乡，她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母亲上坟。2008年那次回村，全家20多口人，一起到母亲的坟地烧纸。鞭炮声中，梁鸿和家人都跪下磕头。她3岁的儿子也“很乖巧”地跟着。烧完纸后，全家人就坐在坟地边上，唠着家常话，吃着随身带的食品，直到太阳西下才离开。这是他们家的习惯。
磕完头后，儿子问梁鸿，坟里躺的是谁。
“外婆。她是妈妈的妈妈，是妈妈最亲的人。”梁鸿说。
“妈妈没有妈妈了，妈妈好可怜。”儿子说。
接着他又问妈妈为什么要给外婆磕头。梁鸿告诉他，这是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就像妈妈抱你一样”。
梁庄与中国
两次调查后，梁鸿深感疑惑。直到这本书完成，她也无法评判这个村庄发生的一切，是一种“进步”还是“倒退”。
“从一个农民家庭的总收入来看，乡村经济的确是在发展。但是，无论是从传承意义上的道德和习俗，还是求知方面的文化，却处在一种断裂与衰退之中。”她在书中写道。
她曾把了解到的各种现象与邓州市一名官员交流过，这名官员“深有同感”。但他随即向梁鸿宣传道，政府一直在加大对农村的经济支持，农村的面貌将会焕然一新。一些村庄已经进行了整治，一些村民甚至住上了别墅。更进一步，这名官员还专门强调了基层民主。
不过，农民们似乎并不在意这些，他们甚至不关注自己手中的选票。在上一届的村民委员会主任选举中，参与投票的村民只有100多个，不到应到选民的十分之一。
“大家都不关心到底谁当村主任。谁当都一个样。农村现在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名村干部告诉她。
有不少村民跟梁鸿说，不要说什么选票，村里人想见到村主任一面都很难。梁鸿也是在回去一个月后，才通过镇长帮着邀请，见到了村主任。见到他时，主任显然刚喝过酒。村主任还兼任村支书，这在当地是一个普遍现象。
梁鸿甚至有点怀念梁庄的老支书。她在少年时代，经常能碰见总穿中山装和黄胶鞋的老支书，拿着一根旱烟杆在村里转悠。
在梁庄调查时，她总能听到乡亲们说诸如“那有什办法呢”之类的话。最近这次回去，又有几个老人向她抱怨，没资格吃低保的人吃上了低保，该吃的反而吃不上。“那有什办法？老百姓管不了当官的。”一个老人说。
当然，这些老人也会对政府给的好处念念不忘。有一次，梁鸿和几个老人聊天，说起农村的医疗合作、免税、补贴等。老人们都很兴奋，连说这是几朝几代都没有过的事。
梁鸿在书里评价道：“当代的农村政策不停地改变，身在其中的农民不知道哪一种东西还真正属于自己，包括土地。因为没有拥有过权利，农民也不认为那些都是自己应该关心的事情，国家给一点，当然好，不给也是自然。”
一个搞文艺批评的朋友看完书稿后，对梁鸿说：“我真想象不到，农村现在会变成这样。”第二天，他就背上行李，回到自己的故乡住了半个月。回来后，他告诉梁鸿：“农村真就像你写的一样，很凋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