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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５月６日电光明日报５日刊登署名李文海的文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起点——纪念五四运动９０周年》，全文如下：
９０年前发生的五四运动，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是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如果把它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长河中来考察，就可以明显地发现，正是五四运动成为许多重大问题的历史转折点。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的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而民族复兴的目的是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属于无产阶级（通过五四运动后不久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思想文化战线上主要是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同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的斗争，民族复兴的目的则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正是因为这些变化，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也就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民族命运来说，也以此为契机，基本扭转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不断向下沉沦的发展趋向，逐步转向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向上发展的轨道。
胡锦涛同志５月２日在同中国农业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五四运动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矢志追求并为之顽强奋斗的宏伟理想。现在，实现这一宏伟理想的光明前景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当代青年对五四运动最好的纪念、对五四先驱最好的告慰，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以执著的信念、优良的品德、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勇敢地担负起历史重任，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奋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让伟大的五四精神在振兴中华新的实践中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当此纪念五四运动９０周年之际，按照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弘扬五四精神，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对于我们、尤其是广大青年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大业，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民族的新觉醒
五四运动首先是一场爱国运动。它的直接起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解决战争善后问题的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列强竟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要求，悍然决定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交给日本，由此引发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强权、声讨军阀政府卖国行为、维护中国民族尊严、捍卫中国国家主权的广泛群众运动。这个运动以青年学生为先锋，很快扩展到工、商及社会各界，人们响亮地喊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青岛”、“拒签和约”、“誓死力争”等口号，带有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性质，促进了爱国主义的新的昂扬，实现了民族精神的新的觉醒。
有人指责五四时期“救亡压倒了启蒙”，以致使运动走上了歧路。意思是说，由于人们沉浸于狂热的爱国激情，所以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思想启蒙被冲掉了、夭折了。这个批评显然不符合历史实际。事实上，“救亡”同“启蒙”不仅并不矛盾，反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如果不是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如果不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人们不可能如此急不可待、如此如饥似渴地去了解、去推介各种各样的“学说”和“主义”，形成五四前夕思潮激荡、百家争鸣的局面。所以，与其说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不如说正是救亡推动了思想的启蒙。
其实，对当时来说，“救亡”是一个谁也无法回避的历史主题。１８４０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列强横行霸道，操纵着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封建统治者丧权辱国，勾结帝国主义残酷压榨中国人民。国家日益贫弱，人民饥寒交迫，社会战乱不已，民族灾难深重。面对这种国家将被瓜分豆剖的危殆状态和令人窒息的黑暗岁月，“救亡”便不能不成为一种时代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捍卫祖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维护民族的尊严；对内反对依附于帝国主义并出卖国家主权的反动统治阶级，要求改变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推翻造成祖国贫弱、阻碍民族振兴的封建专制制度。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历史功绩，就是让民族精神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和更深刻的程度上，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新的水平。
民族精神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具体内涵。现在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早已实现，但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的任务，仍然是我们应该认真对待并着力做好的。这是因为，不论在什么时候，民族精神始终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民族精神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在这样的新形势下，不断增强民族精神，就更加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思想的新解放
五四运动不仅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政治运动，也是一个解放思想的伟大文化运动。
在近代历史上，中国人民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经历过几次影响巨大的思想解放的高潮。１９世纪末叶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当时的维新派以进化论为武器，勇敢地提出要在思想上“冲决网罗”，批判封建君权和封建纲常伦理，呼吁革除积弊，变法维新，这不仅对随之而来的戊戌政治改革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动员作用，也使人们扩大了眼界，把顽固的封建主义思想壁垒打开了一个缺口。２０世纪初的辛亥革命又是一次。当时的革命派以“三民主义”为旗帜，再次发起了对封建君权和封建纲常伦理的冲击，呼吁推翻清朝，创立民国。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虽然革命的果实很快为袁世凯所窃取，但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大大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觉醒，打开了历史进步的闸门。
较之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思想解放，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前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斗士们，高举“民主与科学”两大旗帜，对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扫荡，给了人们的思想以强烈的震撼。
在关于五四运动的历史评价和历史作用的讨论中，如何看待当时反对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斗争，无疑是争论的重要焦点之一。
早在上个世纪３０年代，一位国民党政要就说：“‘五四’运动，纯为一种文化的破坏工作，以致我国固有文化，摧残无余”，“整个的社会，陷于堕落颓废而毫无秩序的状态；整个的民族，日趋衰落灭亡的悲境”，“凡此种种，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遗毒。”（陈立夫：《中国国民党员与新生活运动》，转引自林甘泉主编：《孔子与２０世纪中国》，第４８０页）近年来，也颇有人宣称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全盘化反传统”，造成了“意识形态的真空”，使我国传统文化遭到了“断裂”，导致全民性价值观的混乱和社会失序。
这样的评判，究竟是不是合乎客观的历史实际呢？
孔子和儒家的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儒家文化曾经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既包含着极为珍贵的思想精华，也存在着应该摒弃的文化糟粕。五四时期，曾经对以孔子开创的儒学为核心的封建思想文化，开展过猛烈的批判和斗争。那么，当时的人们这样做，究竟是一时心血来潮，还是有着客观的历史必然性？究竟是出于盲目冲动，还是存在着充足的历史合理性？离开了对历史条件、历史环境的具体分析，就无法对这些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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