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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广东省政府曾正式公布5月1日至5月7日放假，后遵循国务院办公厅要求，全省各地各单位取消“五一”调休安排。但据了解，本次“五一”假期，仍有相当数量的广东政府机关实行了7天长假。（《新京报》5月6日）
这着实让全国其他地区的工薪一族，尤其是那些一直抱怨“五一”黄金周被取消的人们艳羡、嫉妒，同时也不免生疑：这一做法合乎此前国办的规定和要求吗？
从形式、程序看，上述做法并未明显违规。据悉，此次广东“五一”放假是“个人有意愿利用国家法定节假日在‘五一’期间休长假的，按《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有关规定，各单位可根据具体情况和职工本人意愿，灵活安排”。“灵活安排”正是此前国办通知中的原话。另据记者了解，“本次放假广东省政府并未有正式文件下发，而是各个单位领导通过口头传达方式，传达时也强调了自愿原则”。既有国办通知中的相关依据，又避免了“正式文件下发”，且“强调了自愿原则”，法理情理似乎均照顾到了。
但从实质和结果看，此次7天的“五一”长假，在广东公务机关中“不约而同”地集体出现，又有明显的怪异之处——既然是“个人自愿”、“不强制调休”，何以又是各个公务机关集体统一放假？原本个人化、权利化的“职工带薪年休假”，最终实行的主体，如何又事实上蜕变成了机关单位和公务员？要知道，此前的国办通知中还有“不得擅自调休、自行安排”的要求，这里“不得”的主体无疑正是各公务机关。也就是说，依据国办通知精神，职工个人按照“带薪年休假”规定，选择休假时限可以“灵活安排”，但公务机关“不得擅自调休”。
围绕“五一”休假之争，折射的其实是一种权利困境：原本作为职工权利的灵活休假权，在现实中仍高度依附于行政权力而存在——不经过权力的统一安排、领导传达，带薪年休假是很难真正做到自愿自主、灵活安排。只有权力先行许可（哪怕是默许）了，个人在休假权上的“自愿”才是可能的。缘此，此次意外享受了7天长假的广东公务人员，也许应感到幸运——毕竟，他们尚有可直接依附的权力，而那些距离权力遥远的其他行业的职工，则连这种依附的幸运也没有。正如广东企业职工抱怨的，“这一休假方式仅涵盖公务机关，有失公平”。
此次广东部分机关的7天长假说到底，仅是权力依附下的偶然产物。如何将权力依附下的权利，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使包括带薪年休假这样的休假权，成为每个劳动者可自主支配、自由享有之物，或许才是真正需要认真思考的。（张贵峰）
广东省部分政府部门五一放假七天 含4天年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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