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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段时间，在各种重大事件中受到问责的官员一个接一个的复出，已经构成了对行政惩戒制度的极大不敬，而问题官员的连续复出，则以一种戏谑的方式向人们昭示，貌似严厉的问责制度，似正有沦为形式的嫌疑。
倘若官员今后被问责之后都享受着原有的行政与福利待遇，并且都在极短的时间里悄无声息地复出，那么问责制的意义何在呢？旨在通过问责让官员承担因决策管理不当而引发的重大事故责任的目的又从何谈起呢？越来越多的问题官员迅速复出，正在以一种极强的破坏力消解问责制的本义。
由内地的问责制，我们不妨对比一下香港方面的问责制度：被媒体揭发与艳女把臂同游的香港原广播处长朱培庆，便主动提出辞职申请，而且这次的辞职，在香港便意味着永不任用。同样的例子，还有因税前购车而引发辞职的香港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按照香港的相关制度，其一旦辞职，也必然是不存在任何复出的可能性。从这两起香港高官因种种原因请辞的事例中，我们不难看到香港方面反腐倡廉的决心与勇气。
或有人问，是香港特区政府对自己的属下不够仁慈吗？的确如此。但香港特区政府对属下的不仁慈，是建立在对纳税人仁慈的基础之上的，官员一旦请辞便不再任用，这一明确的用人制度，也使得所谓的问题官员复出变得无机可乘无空可钻。倘若内地借鉴了香港的这一制度，所谓的问题官员接二连三的复出，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可能性。
香港的问责制度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这样的问责制度是不敷衍不糊弄认认真真地惩戒与处罚。相比于香港的问责制，内地的问责制由于给所有问题官员都留下了悄然复出与享受同等待遇的后路，因而其严肃性与严厉性大打折扣，其所能产生的惩戒意义与警示意义自然也被大大地瓦解。正所谓，若问责制度沦为一种形式，则惩戒制就变得异常空洞，这不能不引起有关部门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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