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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超凡、许国俊、余振东三人，均为2001年开平银行贪污案的主犯，不同的是，余振东已于2004年4月被美国遣返回国，并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而许超凡、许国俊2004年年底落网后，直到最近才被美国拉斯韦加斯联邦法院分别判处25年、22年的监禁刑。据此，不少人认为上述判决具有标志性意义，将对外逃贪官产生极大的震慑效力。
许超凡、许国俊被绳之以法，确实印证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道理，但并不能因此就对国际反腐形势抱以盲目乐观态度。按照我国刑法，许超凡、许国俊最大的罪行显然是贪污罪，结合相关金额与情节，理当判处死刑。而美国法院确定的罪名，却是诈骗、洗钱、跨国转运盗窃钱款、伪造护照和签证，这些行为都发生在美国本土，触犯的也只是美国法律，严格意义上讲，与“二许”在中国犯下的贪污罪行只有逻辑关联，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那么，“二许”是否会如当年的余振东一般，被再次押送回国受审呢？答案是，不可能。从国际法上看，人犯遣送的形式，包括引渡、移交与被判刑人的移管。引渡是将犯罪嫌疑人转送别国审判，往往要受死刑不引渡、政治犯罪不引渡等原则的制约，并以两国签订引渡条约为前提。移交主要是针对国际法庭或国际刑事法院。至于被判刑人的移管，则是指被告人在甲国被判刑后，转至乙国服刑。
当年余振东之所以能被遣返，完全属于国际刑事合作中的“特例”。在被押解回国前，他已被美国内华达州联邦法院以非法入境、非法移民及洗钱罪判处144个月监禁，完全可以在美国服刑。但在我国有关部门的努力下，余振东同意被遣返回国，并自愿签署了协议。与此同时，中方也向美国承诺，余振东回国后，将不会被判处死刑，所处刑罚也不会超过美方已处量刑。这也是余振东虽贪污数亿，却只在国内领刑12年的真实原因。这种情形，既不属于引渡，也算不上被判刑人的移管，但在当时情况下，确实是处理这类案件的权宜之计。
在“二许”案件中，出于种种原因，两人并不愿被遣返回国，所以，“余振东模式”将无法复制。尽管二十多年的刑期，对两名中年贪官已足够长，但从“罚当其罪”的角度看，确实是便宜了他俩。由此可见，在境外追逃层面，我国尚有许多工作要做，不能仅仅将希望寄托在说服与自愿基础上。
中美两国虽于2000年签署了《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协定》，但协定中并不包括引渡条款。如果缺乏这类条款或条约，即便两国都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参加国，要想畅通个案合作通道，仍将存在制度瓶颈。
拉斯韦加斯联邦法院这次判决的最大亮点，在于勒令被告退还4.82亿美元涉案赃款。这一判决，无疑为中国银行挽回损失提供了判决依据，在此次诉讼中，中方显然也曾为此付出过极大努力。2004年，余振东遣返案的一大突破，就在于美国司法部通过民事没收，将500万美元赃款转交中方，也是从那时开始，我国逐步将跨国追赃的重心，拆分为民事、刑事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刑事合作实现追赃目的，一方面通过在美国提起民事诉讼挽回损失。（萧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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