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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５月１１日电（记者李柯勇、谭浩）在汶川大地震一周年前夕，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常务副校长史培军说，中国在近年应对重大灾害的实践中，充分发挥国家政治制度的特殊优势，逐渐形成了“巨灾风险防范的中国范式”，这一点对世界防范巨灾风险都有借鉴价值。
“什么样的灾害可称为‘巨灾’，至今尚无统一的国际标准。”史培军告诉记者，“我认为，在我国可以使用这样的标准：造成１０００人以上死亡，或１０００亿人民币以上的直接经济损失，或百年不遇的灾害事件可视为巨灾。”
根据这一标准，１９７６年唐山地震、１９９８年特大洪水、２００３年非典疫情、２００８年南方雨雪冰冻灾害和汶川地震，都在巨灾之列。
史培军说，通过多次抗灾救灾的实践，我国形成了巨灾“举国应对”的体制、机制、法制，突出表现为“五个作用”的发挥：党和政府的坚强指挥起到了“核心作用”，军队、武警及公安等组成的应急武装力量起到了“关键作用”，改革开放３０多年形成的较强国力起到了“保障作用”，广大群众及各类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起到了“推动作用”，各类媒体的积极舆论引导起到了“凝聚作用”。
“‘五个作用’的整合，展示了中国综合灾害风险防范的结构与功能体系的优化，从而体现了巨灾风险防范的高效率。”史培军说，“这是一种对全世界都有借鉴价值的巨灾风险防范模式，我们称之为‘巨灾风险防范的中国范式’。”
对巨灾风险的防范需要一个国家或地区建立综合防范体系。无论由“安全设防、救灾救济、应急管理和风险转移”共同构成的国家综合灾害风险防范的结构体系，还是由“备灾、应急、恢复与重建”共同构成的国家综合灾害风险防范的功能体系，“中国范式”都具有鲜明的特色。
在实践中，“巨灾风险防范的中国范式”仍在不断完善。史培军分析，我国地域辽阔，区域自然社会经济差异很大，人口众多，人均收入仍然处在世界中等偏下水平，因此灾害风险设防水平还有待提高。
如何运用有限的资源，整体上提高和改进我国应对巨灾资源利用的效率和效益？
史培军建议，一是借鉴其他国家建立的巨灾风险转移的经验，发展巨灾保险与再保险业务；二是提高各类基础设施的设防水平和生态系统服务能力；三是提高全民防范巨灾风险的意识和掌握基本逃生技能；四是完善巨灾应对的预案和信息集成网络及指挥平台。
汶川大地震一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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