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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做什么，都有一个重实效还是重外表的问题。”

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于3月4日（星期三）上午11时在人民大会堂一楼新闻发布厅举行新闻发布会，由大会发言人就会议议程和人大工作相关的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图为大会发言人李肇星。陈涛 摄

离开外长这一耀眼的职位二年多了，但李肇星身上的“明星光环”似乎并未减弱。实际上，“浮名”恰恰是李肇星竭力远离的东西。老老实实说话，实实在在做事，是他内心最深处的信条。

平民情结

国学大师季羡林曾透露，他在政治逆境中曾怯懦过，生活拮据时曾刻意低头看地，渴望捡到一两枚别人丢下的硬币。大人物也有不大之处，正是这一点，令李肇星觉得更爱这位北大老师兼山东老乡了。

李肇星坦言自己年轻时也曾有过至今悔恨不已的事情。“中学时代，有一次娘提着饭菜来学校看我，但我不懂事，怕在同学面前丢面子，硬把她拒之门外。娘从来没有上过学，这是她唯一一次能跨进校门的机会……”

1995年6月18日清晨，八十多岁的母亲在老家山东胶南王戈庄去世。李肇星说：“在五十多岁上失去娘，和许多人相比，我也许是幸福的。在五十多岁上成为没有娘的孩子，痛苦更加刻骨铭心。”

有了中学时代的这件事，李肇星终生都把是农民的后代看作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他注重词源学，什么地名、人名都要问来历。他说，自己给唯一的儿子起名“禾禾”，就是为了让他记住自己是庄稼人的后代，终生热爱自己的故土。

1963年12月30日，李肇星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当时，许国璋教授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在发言中的第一句话就是：肇星同志是一个在农村长大的孩子，身上有很多农民兄弟的优点……

浓重的平民情结，使李肇星在考虑问题时总能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有一次他因为声带息肉住院，面对良好的医疗条件，他首先想起的是曾祖母看病的故事：他的曾祖母是一位农村妇女，92岁上还给家人缝补衣服，93岁第一次用药——是李肇星替她到离村子三里路只有一名赤脚医生的公社卫生所，花一角五分钱买的一瓶止咳糖浆。当时，曾祖母喝了后说：太甜了，太贵了，别再买了。

有一次，国内某大学研究所所长呼吁取消中医，还说指责他的人不科学。李肇星对此感到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他说，在农村，一大半患病农民住不起医院，不少人只靠较便宜的中草药治病，“听起来吓人的学术研究，也应把百姓疾苦放在心上，否则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了’”。

在外长任内，李肇星当然有自己的专车。实际上，他的不少文章和公务，都是在汽车里完成的。但是，部长的专车在他看来只是一个交通工具。必要时，部长的腿也会“亲自”走路甚至骑自行车。他透露说，有一个周末临时加班，因为司机住得远，他就跟邻居的女儿借了辆自行车，骑了25分钟到外交部门口。

遗憾的是，他当时顺手把车锁在外交部围墙外的一块空地上，结果自行车被偷走了。为此，他特别留意到家门口张贴的公安机关的温馨提示：千万锁好车，严打偷盗自行车的犯罪行为。他说：“这样的标语在国际上太那个了，衷心希望这种标语以后再也不需要。”

作为部长级官员，他和老百姓一样有堵车等生活在大城市的日常烦恼。李肇星还透露说，有一次一位部长出席十七大时遇到堵车，那位部长怕迟到，就跳出车跑到会场，途中还摔了一跤。

大约45年前，李肇星大学毕业后在当时的北京外语学院翻译班进修。那段时期，中国正在经历经济困难，学生们吃饭都要凭饭票，有时候还吃不饱，但谁也不愿告诉外国老师。后来一位叫克鲁克的外国老师知道后，主动教他们“粮票”的地道翻译，而且安慰大家说：英国在二战后也曾供应短缺，人们要排长队领取食物。

那时候，同班同学大都家庭经济困难，有时碰到临时任务做翻译都要到外交部行政司借西装，但行政司无皮鞋可借。有一次，一位同学到人民大会堂做翻译，一身西装，打着领带，脚上却蹬着一双球鞋。有人议论：这种打扮不伦不类，但克鲁克却为自己的学生辩护说：好皮鞋不如好翻译。

“我一直把他教给我的做人处世的话记在心上。”李肇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