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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为何要给“顺溜”当编导？ |
2009-07-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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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一部由王宝强、张国强等主演的电视剧《我的兄弟叫顺溜》在各大电视台热播。据统计，该剧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开播以来，收视率不断飙升，甚至超越了开年大戏《走西口》，成为本年度央视目前为止收视最高的电视剧。
但很多观众对顺溜惨死的结局难以接受，某知名视频网站还发起了“我的顺溜我做主”的活动，邀请“溜迷”们来当编剧、导演，“重拍”结局。据了解，短短两天时间，网站方便收到一千多份作品：“再建功勋”版、“解甲归田”版、“善恶有报”版……网友们用自己的智慧让顺溜又“活”了过来。
观众为何要给“顺溜”当编导？
影视作品除了追求经济效益、艺术效果外，是否还应有更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某些电视剧“虎头蛇尾”现象值得关注
《我的兄弟叫顺溜》从一位新四军司令的独特视角，讲述抗日战争时期一名叫“顺溜”的狙击手的故事。片中着意刻画了大历史背景下的小人物，硬汉与柔情、紧张与幽默兼备，体现了中国军人的命运，可谓继《亮剑》《历史的天空》《士兵突击》等军旅题材电视剧之后的又一佳作。
备受社会争议的来自最后一集：顺溜登上了远处的水塔，瞄准了远处的日本战犯船，一枪一准打断了船上悬挂的所有标识旗，然后又一枪一枪地击碎了日本将军石原的骨灰盒。此刻，国民党的钢炮机枪一齐瞄准水塔上的顺溜，一时间硝烟弥漫，最终顺溜与水塔同归于尽。
对于编导的设计，许多观众大呼“莫名其妙”：怎么会那么巧，刚好有小船让顺溜坐上去追日本战犯船？又刚好有座水塔让顺溜爬上去从容地射完仇恨的子弹？
还有观众表示难以接受：英雄就应该受到优待，虽不至于加官晋爵，至少也要活蹦乱跳、春风得意，这样对“顺溜”太不公平。
受到争议的不止《我的兄弟叫顺溜》，近年来涌现出的不少优秀国产电视剧都面临着“虎头蛇尾”、“故作悲情”的问题。如前段时间热播的《潜伏》，我党地下工作者余则成和他的“假太太”翠萍为了革命事业出生入死，两个原本处处针锋相对的人日久生情，但最终却无奈分隔海峡两岸、难成眷属。
《幸福像花儿一样》的女主角杜鹃单纯善良，追求自己的舞蹈理想和家庭的幸福。但是在剧中，她最崇拜的老师“梦想当中国的乌兰诺娃，却一辈子都没跳出这个文工团”，而她对理想的执着换来的则是迷茫的生活和委曲求全的婚姻。
还有《我的团长我的团》《双面胶》《幸福有多远》等，或者是结尾突兀，观众批评“看不懂”、“摸不着头脑”；或者就是情节引人入胜，但结局却让好人得不到好报、有情人成不了眷属，观众看完直叹“郁闷”、“心脏受不了”！
“故作悲情”折射文化产品与市场需求的落差
据广州媒体报道，对于“前半部让人笑死，后半部让人哭死”的顺溜，制片方的解释是：小人物可以有着大故事，顺溜死不死并不重要，关键是让观众记住这个可爱的士兵，让他在观众的脑海里回荡，这个结局更富有震撼力。
但也有专家认为，我们的编导不能一味追求“哈姆雷特”式的结尾，虽然这样的结局确实很悲剧很震撼，但这不是观众的需求。
在激动网发起的“我的顺溜我做主”活动中，网友票选出了自己心目中的完美结局：
“再建功勋”版：顺溜在水塔上忽然看到陈大雷，不禁放下了手中的枪。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顺溜立下了赫赫战功。
“卸甲归田”版：顺溜被陈大雷带回部队三天后醒来。他悄悄的离开了部队，牵着一个长相很像荷花的女孩的手，走向了未知的前方。
“善恶有报”版：顺溜一枪打碎了石原的骨灰盒，国民党士兵始终没有找到目标，无法开枪反击。回到部队后的顺溜得到嘉奖，获得抗日英雄称号。
还有网民看完《潜伏》后发帖道：这部剧很有魅力，但结局太悲哀。真的希望他和翠萍能再见面。虽说那个年代，为了革命许多人妻离子散，那都是真实的，但我还是期待更完美的结局。
“顺溜是一个草根英雄，普通大众自然希望他能得到好报和幸福，这对于人们是种激励。电视剧毕竟是一种大众艺术，面向的不是研究艺术结构和悲剧的专家，而是普通民众。”中南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国文化产业品牌研究中心主任欧阳友权分析道，“中国文化历来有‘乐感结局’的传统，编导在安排顺溜命运时，应该充分考虑到大众的心理感受，否则会在生产文化产品和满足社会需求间形成落差。”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的谭好哲教授坦言：“当文艺创作都在追求所谓的‘陌生化’结局时，又会陷入一种新的模式化。”
对这种泛悲剧化模式，有观众质疑道：谁说悲剧才能打动人心，电视剧《我的青春谁做主》不就既轻松又好看！主人公们在生活中遇到种种难题，但最后有人奔赴西部寻找理想，有人在平凡的日子中找到了幸福，那种“蚂蚁也有蚂蚁幸福”的价值观让人印象深刻。中国需要更多这样的电视剧。
满足社会需求更需人文关怀
纵观近几年在国内广受好评的韩剧，几乎无一不以“团圆”结尾：“大长今”在皇宫内历尽排挤和陷害，最终恶人遭受应有惩罚、好人得好报；“金三顺”长相平凡、30岁未出嫁，生活中被嘲笑戏弄，但还是找到了自己的幸福；“人鱼小姐”中雅俐瑛的家庭矛盾重重，但结局依然相信爱情、肯定婚姻……
这些制作工厂化、结构套路化的韩剧风靡我国，一方面说明韩国人研究透了大众的心理和需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们对市场研究的不足，对大众需求的不够关心和不够尊重。
“在韩国，电视剧产业在政府的支持下，已成为重要的文化创意产业，市场化程度很高。”欧阳友权介绍说，“中国的文化产品与市场尚处于磨合期，没有找准市场卖点和细分中的定位，还属于适应市场的低端阶段。”
他指出，日韩非常重视文化产品对社会的正面影响。以至于我国的电视剧《五星大饭店》被引进日本后，为了体现爱情的从一而终、善有善报而专门投资改拍了结尾。
相比之下，我国不少影视作品的“虎头蛇尾”、“故作悲情”现象还说明，某些文化产品生产者的社会责任感还不够，未充分认识到影视产品对大众特别是对青少年的引导作用。
“陶渊明、曹雪芹、关汉卿等人在中国文化中首屈一指，不单因为他们优美的文字和语言，更因为他们通过作品推动了民族精神的建立和发展。文艺创作者理应比普通人站得更高，具有良心和怜悯心，从人的高度来实现人的关怀。”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钱中文说。
“我们常说‘文艺是灵魂的事业’，它是以人为目的，通过影响人的灵魂来影响社会。”75岁高龄的浙江大学教授王元骧认为，“文化产品不仅是一个产品，不仅是一个挣钱、娱乐的工具，它还应当影响社会风尚和社会心理，让人们在幸福中不至于沉沦，在痛苦中看得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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