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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年轻教师眼中的学术腐败:造假是无奈的选择 |
2009-08-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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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授揭发长江学者造假”一事成为西安交大校内讨论的热门话题。但一听到记者采访，教师们大都讳莫如深，三缄其口。 “实际上，对近年接二连三发生的学术腐败事件，同事们的关注度是很高的。”记者辗转联系到的一名青年教师说，不只是教师们私下议论，今年年初，校方也组织了一系列规范学术道德的会议，全体教师和各院系学生代表都要求参加。参考国外的做法，学校还出台了一些处理学术造假的办法，以期树立良好的学术风气。 这名教师认为，现在国内高校学术不端问题的背后，是目前我们现行的高校教师考评机制“似乎也欠科学”。 现在的大学教师，早已不像前些年那么好做：各方面要求越来越多，考评压力越来越大。“关键的一点，是考核内容全部被量化。”本该是一项项创造性的工作，却一古脑儿地被一个个简单的数字衡量。 比如，一个中级职称的教师，每年需要完成的工作量为250个。这250个工作量，除教学任务外，还包括科研任务。一年中发表论文的篇数、获得各级各类奖项的多少、科研到款的数目、发明专利的有无，都有数量标准，并直接转化为分值。 “比如，学时要够60个，每3年聘期内要有3篇被SCI引用的论文，争取项目申报的科研到款要30万元。职称再高，数量任务还会更重。”此外，代课的课时，代课班人数、是否担任班主任，是否带实习，是否辅导毕业设计，是否带研究生也都是量化考核的方方面面。 “连学生给老师的评价，也会量化成打分的分值，期末时会在大家面前公布。”在她看来，这种绝对量化的考核方式容易造成一种误导：为了考评合格，大家竞相追求所要求的数量，对“质”的要求则相应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会放弃做学问的精益求精，导致学术不规范行为的增多。” 进入暑假，这名教师几乎没迈出过家门。由于平时的科研压力大，很少有时间写论文，好不容易有了假期，坐在电脑前却几天敲不出一个字。“主要是心静不下来，方方面面都在加‘紧箍咒’，情绪有时浮躁、有时低落，总感觉心慌慌的。” “要改变现状，关键是机制要变。”考核不可能不给压力，但绝不该是目前这种处处量化的方式。有人想，我不想写3篇，就愿意写一篇好的论文，质量高些，但不行呀，学校的要求是3篇，所以只能先完成了学校要求的任务量再说。 这名老师说，不光教师有压力，学校也同样面临压力。比如“大学排名”，仍然还是取决于论文数量等—个个量化的指标。 “所以，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造假是无奈的选择！”(孙海华叶铁桥雷宇实习生黄伟) “对学术不端行为要像体育界反兴奋剂一样，像对待假冒伪劣产品一样‘零容忍’，实行‘一票否决’。”他说，“无论涉及什么人、什么事，都要态度坚决、一查到底，做到不护短、不姑息、不手软。”此外，高校要在教师聘任、职称评定、职务晋升、著作出版、论文发表、成果奖励等过程中，实行信息公开，增强公开性和透明度，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浙江大学校长杨卫15日在教育部举行的加强高等学校学风建设座谈会上通报了处理“贺海波论文造假事件”的最新情况：原药学院副教授贺海波被开除出教师队伍；贺海波所在的中药药理研究室主任吴理茂被解聘；现任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任期届满，不再续聘。 杨卫表示，论文造假事件揭示了学校在学术道德建设与学风管理方面的诸多不足，给浙江大学的声誉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浙江大学已向所有研究生导师发出了“五不准”通告：即不准代通讯作者投稿，不准擅入通讯作者的期刊账户和电邮，不准设立公共投稿账户，不准代签版权转让页，不准泄露投稿联络信息。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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