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的官员序列中，仇和是个浑身充满新闻的人物。近日，昆明市委书记仇和推广“外语新政”，要求昆明市公务员必须学习5门外语，同时掌握计算机和普通话。这3项水平的高低都将作为公务员升迁与考核的凭据。（《广州日报》8月4日） 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不知道这算仇和的第多少项“新政”。此前，有资料显示，主政昆明仅10个月，仇和就变革了当地的189项制度。当然，这其中，多数是纠正以往见惯不怪的陋习，似这般“外语新政”的别出心裁也屈指可数。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在此番令人瞠目的举措后，公众更为关心的是，昆明那么多的公务员集体学习外语有无必要？进而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公务员外语水平究竟提高得如何？对于心存芥蒂者来说，这种隐而不发的潜台词即是，昆明的举动算不算另一种政绩工程？
对于以仇和为代表的强势派来说，人治还是法治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在他们身后，这种带有浓厚个人色彩的新政能走多远，常常成为衡量其变革是否成功、是否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标尺。不可否认，新政之路不仅取决于高层的关注和肯定，某种程度上，还决定于继承者能在多大程度上把前任的做法维系下去。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变革，人走政息，似乎成了改革者挥之不去的梦魇和魔咒。以至于，改革只是改革者的独角戏。于是，如何让新政制度化和法治化，不因人事更迭而反复，就成了改革者梦寐以求的课题。
从公开政府官员的电话号码、辞退开会打瞌睡的县招商局副局长，到要求直播市委全会、昆明官员工作实现“716”（即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6小时），再到招聘40名经济学博士到昆明任副县长和强推“外语新政”，仇和新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如一地落在“人”上。盘活现有的人才存量，激发公务员的潜能，成了仇和的着力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