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李祖中,1940年生,安徽省肥西县小井庄村农民,曾担任过村干部,先后带头参与了上世纪60年代的“三自一包”(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和70年代末的“大包干”。他讲述了那场仅仅维持了半年多,但让农民们欢欣鼓舞、永难忘记的“三自一包”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天灾人祸
1959年~1961年时,我20岁左右,正是饭量大的时候。但那时农民自家不准开伙,更没有一粒存粮,食堂的粮食又不够吃,经常饿得头昏眼花,一步都走不动。村里面很多人饿得扶着墙走,有的人扶不住,趴下来就死了。
我们一家七口人,父母生了五个孩子,我是老大。一家人挤在一间毛草房里,仅有的一张床上只有一床烂被絮,垫的就是稻草。为了养活弟弟、妹妹,我和父亲一到冬天就外出要饭,到过蚌埠、芜湖,为了一口饭常常顾不上一点尊严。我们父子俩一般年前带点米赶回来,一家人偷偷烧点稀饭,就着野菜过年。1961年的时候,原来百余人的小井庄生产队,有饿死的、有逃荒的、还有长年外出流浪的,就剩下50多人了。
农民们都想种地呀!但是瞎指挥、浮夸风人为地造成了土地荒芜。适合种水稻的上好水田,非要命令种棉花;适合种棉花的干地,又指挥种麻;眼看麻长势很好,又来了新命令,让拔掉种水稻。折腾来折腾去,加上旱灾,收成很差。地方干部却不切实际地乱报亩产,1000斤、1200斤……,上面根据上报数据把粮食都收走了,所剩无几。农民无权发言,也不敢发言,怕戴帽子、挨批斗,只能干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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