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新民：我见证了祖国航天事业的波澜壮阔 |
2009-09-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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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任新民 徐洪波摄
任新民，导弹总体和液体发动机技术专家，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的重要开拓者之一。上世纪50年代起从事导弹与航天型号研制工作，在液体发动机和型号总体技术上贡献卓著。曾作为运载火箭的技术负责人领导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并先后担任试验卫星通信、实用卫星通信、风云一号气象卫星、发射外国卫星等6项大型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主持研制和发射工作，被认为是总师第一人。
我和我的祖国
我今年94岁。作为祖国航天事业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我想了很久。50余年的航天事业取得的成就就是一句话：举世瞩目。
现在回头看，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没有国家大的决策——要干航天这件事，我们这些人即使学有所长，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正如聂荣臻元帅所说，高技术是买不来的。而中国的航天事业之所以能取得一些成绩，在世界航天界占有一席之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这也是我们所有工作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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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航天结缘于一封电报。1952年，我在华东军区军事科学室担任研究员，突然有一天，一封电报通知我去北京。在那里，陈赓将军接见了我，希望我参与协助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成立的工作，当时我从美国回国不到3年。
这让我颇感意外。我在美国学的是机械工程，并非导弹、火箭。哈军工成立后，我被任命为炮兵工程系教育副主任兼火箭教研室主任，主要教固体火箭。
一年后，我告别了哈军工。当时，赫鲁晓夫屡次提出要发展长波电台，美国总统杜鲁门一直在积极考虑发展原子弹。1956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局之年，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提出发展火箭、原子弹技术等新兴技术。
我参加了第37项即喷气与火箭技术的制定工作。这是新中国最早一份关于喷气与导弹技术的发展蓝图。1956年10月，我国第一个导弹专门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我被调到这里。
到任后，我的第一个任务是去满洲里接受从前苏联引进的P-1导弹模型。我国的航天事业是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学的机械工程，参与其中的人也多是外行，就钱老（钱学森）在美国从事过相关工作。因此当时我们采用互教互学和测绘模型导弹的办法，探求导弹与火箭知识，进行导弹仿制。
但在导弹研制冲刺阶段，前苏联专家全部撤走了。我国的导弹是被逼出来的。前苏联专家撤后的第83天，1960年11月5日，我国仿制的第一枚近程导弹发射成功。这是中国导弹从无到有的转折点，也是军事装备史上的重要转折。
虽然仿制成功，但并没有投入生产，主要因为射程太近。1961年国家开始尝试在仿制导弹基础上发展射程更远的“东风二号”导弹，我被任命为总设计师，这是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导弹。
这项研究改进最大的是发动机。作为导弹的心脏，发动机直接影响到导弹射程，“东风二号”发动机的改进率达63%，技术难度可想而知，我们当时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1962年1月我们第一台自行研制的液体火箭发动机试车成功。随后“东风二号”首次试飞，但69秒后坠落在距离发射地点300米外的戈壁滩上。后通过改进，再次进行的飞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其后，我相继参加了中程、中远程、远程液体弹道式地地导弹的多种液体火箭发动机的研制、试验，以及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远程弹道式导弹的飞行试验工作。
1975年，我国卫星通信工程（又称“331工程”）上马，该工程被列为我国导弹与航天事业80年代前期三项重点任务之一。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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