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兰州9月22日电(记者闫洁、朱国亮、严明)在巴丹吉林和腾格里两大沙漠夹击下,煌辉村四社最后两兄弟——盛汤国和哥哥盛禹国在“抗战”8年之后,最终还是选择了生态移民。
他们的家乡曾是商品粮基地,是水草丰美、瓜果飘香之地,但近日记者在这里却看到,沙漠近在咫尺,村庄只剩下断壁残垣,昔日的良田已变成封育的自然保护区。
从最初向土地要粮食、要经济效益,到现在舍家退耕保生态,盛汤国、盛禹国的“种田史”演绎的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西北许多农民的种田“三部曲”——求粮、求富、求生态。
沙漠边缘的“粮仓”
盛汤国的家在中国西北省份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青土湖区,这里是内陆河——石羊河的最末端,也是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握手”之处。
历史上,美丽的青土湖曾将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分开。“上世纪50年代末,红崖山水库修建后,湖泊最终干涸了。”59岁的盛汤国回忆说,“我们小时候去湖边拾柴火不用带水,挖一个沙窝就能喝到甜甜的水。”
新中国成立以来,石羊河干流及8条支流出山口几乎都修建了水库,红崖山水库是其中之一,号称亚洲最大的沙漠水库。
“那时‘以粮为纲’,修水库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发展灌溉面积,多种粮食。”武威市农牧局农业科科长戴红斌说,“和西北大多数农民一样,武威农民也主要种植小麦等粮食作物,武威曾是甘肃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生产的商品粮能占到甘肃全省的六分之一。”
戴红斌介绍,后来推广麦子和玉米套种之后,武威市还出现了约40万亩超吨良田,占全市可灌溉耕地面积的六分之一。所谓超吨良田,即1亩地每年套种的粮食产量超过1吨的良田。
一味追求粮食产量虽然填饱了肚子,但也为生态恶化埋下了祸根。不论是提高亩产还是开垦土地增加粮食产量,都需要越来越多的水。盛汤国还记得,煌辉村打深井抽取地下水就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