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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60年最鲜明的特点正是体制改革和新制度力量的释放。
当我们回顾总结新中国60年巨大跃迁的时候，应当看到它背后的制度力量。新中国60年最鲜明的特点正是体制改革和新制度力量的释放。新中国成立之初新制度的建立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体制改革创新，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一系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体制改革创新释放出来的巨大力量，推动我国取得了今天这样举世瞩目的成就。
制度变迁与时俱进
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十年“文革”经验教训时说，“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因为社会制度是维护社会关系协调和保障社会正常运转的规则，包括宪法及其在宪法秩序框架内形成的一套约束特定行为模式和关系的规则，具有强制性，可以协调利益关系、整合社会力量、配置社会资源、规范社会行为。制度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最具影响力的因素，可以联结、整合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决定社会运动方向和社会发展的快慢。社会制度的良莠关系到能否实现国泰民安、社会和谐以及国家利益和全体社会成员福利最大化。
党的十七大在总结30年改革开放成就时把经验归结为一点，就是我们高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之间的中介力量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形成和逐步完善的、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确方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60年来，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
也许正是因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因而人们一方面对它很敏感，另一方面又很难谈论它的好，倒是更加热衷于议论它的不好。一些人即使对共和国60年辉煌成就颇为自豪和骄傲，也未必能够自觉地从制度层面看这个问题，而国外那些越来越关注中国的人们往往也是把中国的成功含糊地归为所谓“中国奇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等。
国内外一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怀有这样那样的不解、疑义甚至偏见，不是不可以理解。毕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其他任何一种制度一样从确立到完善需要经历一个过程，一个与社会发展阶段和文明程度相适应的过程。新中国确立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在当时的国内外条件下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也为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发展进步奠定了政治前提、制度基础和物质条件，但是，那种计划经济体制及其相适应的一套体制越来越束缚了经济社会发展。 [1] [2] [3] [4] [5] [6]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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