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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复苏的条件及政策建议 |
2009-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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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世界经济何时复苏（复苏是指一个经济体回复到其潜在产出水平）现在还没有定论。悲观论者认为衰退会达到5年以上，甚至像日本“失去的十年”一样漫长。乐观论者认为世界经济2010年即会复苏。而对于不同经济体，显然复苏的时间也会有所差异。中国2009年力争保持8%的增长，而有些欧洲国家却几近破产。也正因为如此，强调中国率先走出危机的呼声很高。那么，这种说法有理由吗？决定中国经济复苏的主要因素到底有哪些？
一、国际比较
总的来讲，一个经济体的复苏取决于其初始条件、发展阶段以及经济体的弹性。以下将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在这几个方面所具备的优势(或不足)。
(一)初始条件
初始条件即指在危机发生时一个经济体的基本情况，主要包括财政、金融、国际收支等在危机冲击下可能会迅速发生变化的指标。进行国别比较我们发现，中国初始条件具有以下特点，即储蓄水平高，银行坏账率低，财政稳健以及对外风险暴露小。
1．储蓄水平很高
中国2006年储蓄水平为54%，在金砖四国中稳居第一，比世界平均储备水平的22%高出一点五倍还多。高储蓄意味着中国资金充裕，比起那些严重依赖国外融资的经济体来，在应对危机方面有很大的余地。
2． 银行坏账率较低
这些年来，中国银行坏账率下降明显。根据世行的发展指标，2001年的时候，中国银行业的坏账率还在30%，但到2007年则降到了7%。另据银监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009年2月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为4.5%，其中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仅为2.2%。这表明中国的银行体系也是较为健康的。
3．财政稳健
2008年末，中国国债余额占GDP的比例约为20%；2007年美国为71%，欧元区为67%，日本为163%。2008年，中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小于1%，2009年，增加9500亿赤字，赤字占GDP比重也低于3%。
4．对外风险暴露小
在大型经济体危机风险评估（主要是对外风险暴露）中，从经常项目、短期外债以及银行存贷款指标来看，中国的综合风险最低。
中国初始条件体现出的优势，为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提供了较大的空间。事实上，面对危机，各经济体都想扩大财政支出，放松货币政策，但由于初始条件的限制，并不是所有经济体都能做得到。比如拉美，本身储蓄水平较低，财政盈余较少（自2002年以来，拉美国家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所带来收益的七成以上都花掉了），且主要依靠国外融资。在危机的情况下，随着大量外资抽走，国外融资将变得困难且融资成本上升。结果，政府不得不非常谨慎地进行财政扩张，以及想办法如何为这些扩张融资。另外，考虑到货币扩张引起本币贬值和资本外流，这些国家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也受限。
(二) 发展阶段
中国处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发展时期，因此，与工业化相关的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与城市化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汽车业以及现代服务业等所带动的大量需求，正是中国扩大内需的潜力所在，而这些，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不具备的。即便在金砖四国之中，中国也表现出独特的优势。
从城市化的角度，中国与印度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正处在加速阶段；张平计算出中国的城市发展曲线，认为中国城市化依然具有持久的带动性。而俄罗斯与巴西的城市化水平已经很高，发展余地不大。但就工业化水平而言，中国却处在最高，优势不明显。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仍然蕴含着巨大的需求。事实上，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既是供给面的调整，同时也能创造大量新的需求。
(三) 经济体的弹性
在讨论应对危机冲击与经济复苏的时候，初始条件及发展阶段作为中国的优势往往会被提及，但经济体的弹性要么被忽略，要么谈得很不够。所谓经济体的弹性，是指一个经济体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或冲击的能力。经济环境的变化会导致相对价格运动，反过来给市场以重要的信号；一个富有弹性的经济体，就是能够对这些信号作出反应并以最快的速度和最低的成本恢复其潜在产出水平。“最快的速度”与“最低的成本”概括了复苏的理想状态，是对如何实现经济复苏的一种约束：首先，复苏速度要快，衰退时间越长，各种福利损失就越大；其次，复苏是有代价的。不少人认为，只要政府不断加大投入，总能实现较快增长。但如果这是以加剧经济失衡、牺牲科学发展为代价，就需要权衡得失了。只要考虑到复苏的速度与成本，就一定离不开经济体的弹性。
如果说政府的能动性在危机中能够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那么，这一作用的体现，特别是政府投资的杠杆效应以及保证政策效应的可持续性，都要依赖经济体的弹性。并且，由于未来的国际国内形势仍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经济体的弹性将决定一个经济体能否对这些新的变化做出正确的、积极的反应。相对于前面提到的初始条件与发展阶段，经济体的弹性更体现出一个经济体的制度性特点。
经济体的弹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宏观经济政策的灵活性，商品劳务的顺畅流通，行业准入限制的取消，以及自由价格机制。
从宏观政策层面看，自2007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政策调整频度很高，这体现出政策的灵活性。不过，如何对形势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并作出及时准确的政策反应，还要取决于宏观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这是在未来提高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中需要格外关注的。
商品劳务的流通方面，中国离形成完全统一的国内商品劳务市场还有距离。在商品流通方面，还存在地方保护，在劳务流通方面，也还存在户籍限制及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这和成熟市场经济体有较大差距。
行业准入方面，尽管随着改革的推进，很多领域都逐步允许民营经济进入，但国有垄断在一些行业（如金融、电信等）还是体现得很明显。因此，如何打破垄断，让社会资本进入更多的领域并成为拉动经济的重要力量，是十分紧迫的任务。
价格机制方面，总体来讲，九成以上（甚至更多）的价格都是由市场来决定。但一些资源性产品价格以及生产要素价格仍然还是政府控制，利率市场化及汇率弹性也都还不够。
经济低迷时期，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尤为重要。比如，在经济增长下滑时期，正规就业往往会出现负增长，但是非正规就业和灵活就业此时会加速增长，从而弥补正规就业的损失，支撑总就业正常增长（蔡昉，2009）。中国海关总署统计的数据显示，2009年3月份，中国具有较强市场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同比和环比均有不同程度增长，表现良好。尽管这和出口退税等一系列刺激措施有关，但也反映出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这又和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密切相关。从这个角度看，传统基金会的“劳动自由”指数没有完全涵盖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所有重要特征。
在反思本轮危机的过程中，人们认识到不能过度迷信自由市场的有效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否定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从大萧条的教训来看，对于政府干预在某些方面的过度运用，恰恰是导致衰退延长的重要因素。比如，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提高关税、限制劳动力流动（美国的限制移民）、限制国内竞争，阻止工资率下降等等。这些措施，恰恰忽视了经济体自身弹性的重要性。有研究表明(Cole and Ohanian，2004)，“新政”（包括胡佛新政与罗斯福新政）中的劳动与产业政策应该对部门性高工资、扭曲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压抑的就业、消费与投资负责。这些政策大约能够解释美国经济复苏乏力（或衰退延长）的60%。相对于稳态水平，这些新政政策导致产出、消费与投资下降约13个百分点。而且，正是这些政策的取消带来了1940年代经济的强劲复苏。
综上所述，在决定经济复苏的条件中，中国的初始条件以及发展阶段，具有较大的优势，而经济体的弹性却相对薄弱，需要通过改革逐步增强的。从而，中国希望率先走出危机，除了政府的刺激措施，以及潜在巨大的国内需求，还需要有私人投资的迅速跟进及市场机制的协调配合。
二、几点思考
关于经济危机的几点思考：
1．全球失衡是本轮次贷危机的深层原因，解决失衡问题将是避免危机重演的关键。无论是历史回顾、文献检索还是我们的数理模型均揭示出：失衡、危机与美元霸权密切相关。因此，改革国际货币体系至关重要。至少，戴高乐所谓的美元“过度的特权”是该受到约束了。依靠危机或金融动荡等事后方式对美元霸权施加约束代价太高，我们应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及完善全球治理结构上来实现对于美元霸权的事前的限制。
2．现在各经济体相互锁定、相互影响，一国走出危机要依赖外部环境的积极变化和各国之间的协调配合。处在全球化时代，“脱钩论”很难成立，各经济体周期波动的同步性越来越明显。中国欲走出危机，也需要外部环境的配合，因此要密切关注国际形势的变化采取应对措施。此外，周期的相互影响也凸显出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大萧条时期的各自为政、贸易保护主义就是惨痛的教训。
3．经济体的充分弹性是中国经济复苏必不可少的条件。从政策反应与复苏条件来看，中国具备走出危机的一些优势，但是，如何增强经济体的弹性，使政府投资发挥更大的带动作用以及保证其政策效应的可持续性，则显得更为关键。大萧条的教训在于政府干预在某些方面的过度使用，从而加剧和延长了衰退。这表明反思危机要全面：一方面不能如市场原教旨主义者那样迷信市场的有效性、市场是万能的，另一方面也不能误读“社会主义拯救华尔街”，从而否定市场的基本价值。事实上，强调经济体的弹性正意味着要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在中国，如何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仍是非常艰巨的任务。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市场化改革仍需要进一步推进，以改革来应对危机。
三、政策建议
1.打破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弹性。特别是逐步取消户籍制度，促进城乡劳动力的更自由流动；重视拓宽非正规就业渠道；防止危机期间出现地方保护（比如不允许外地民工进入本地）；以及在劳动工资上要协商解决，不应固守工资率绝不下降。伯南克（2007）的研究证实，正是实际工资的略有下降，可以使企业通过增加就业和扩大产出来获得更大的利润，从而促进整个经济的增长和就业上升。
2.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服务的顺畅流通。在当前扩内需、保增长的背景下，一些地方政府出台了“购买本地货”的规定，在鼓励采购的本地产品目录中，汽车、家电、烟酒、出租车和公务车等字眼频频出现。地方保护严重阻碍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限制了商品劳务的自由流通，从而成为扩大内需的障碍。
3.放松行业管制，提高私人投资的积极性。危机时期，政府投资或可保持较高水平，而私人投资的大幅下滑才是问题所在。因此，如何通过各种政策刺激私人投资，包括放松行业管制，如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放宽市场准入，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公用事业金融服务和社会事业”，都是非常重要的举措。
4.推进资源价格改革，着眼于中长期科学发展。价格管制必然会损害资源配置效率。因此，推进资源价格改革，使之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及环境损失，才有利于对资源的真正有效的使用，并促进节能环保，对于中国中长期科学发展意义重大。而且，在当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处在低位的情况下进行资源价格改革，也是不可错失的良机。
5.提高汇率弹性，使货币政策成为对抗外部冲击的第一道防线。大萧条时期，那些最先脱离金本位制，从而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进行货币扩张的国家，率先走出了危机。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多地融入到全球化之中，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独立的货币政策往往可以成为防范外部风险的第一道防线。但如果汇率弹性不足，独立的货币政策就成了空中楼阁。因此，要从更长远的战略高度认识增强汇率弹性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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