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是历史与国情的选择。任何国家政治制度、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深受本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和制约，还与特定的经济、政治紧密结合。任何政治制度、政党制度都与特定的社会基础相联系，都要体现这一基础，维护这一基础，同时随着它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演化。中国的政治制度、政党制度也不例外。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多样性与特殊性并存的社会形态。这种社会形态的长期存在与发展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近代以来相对独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状况，它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不断的历史发展，共同构成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社会基础。
■中国这种特殊的多样性的社会经济结构就必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政治结构和政党制度
和西方国家相比，近现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道路。西方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大体上都是一个内生的过程。中国本土资本主义缓慢的内生过程则为不期而来的西方列强侵略所打断。随着封建统治危机加深，洋务派官僚在“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引入西方以机器为标志的新的近代生产方式。中国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在刺激、模仿和移植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是一个典型的次生型资本主义。在发展进程中，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分别经由两个途径出现了两种形态，一个是在依托本国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势力的基础上产生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一个是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基础上依靠外国生产设备、技术而产生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虽然均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但它们却是迥然不同的两个部分。
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独特产物，它扭曲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要求，打断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向上的、合乎规律的发展，将其强行操控起来，使之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政权的依附物。相比较而言，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则从一开始就遭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重重压迫，除了辛亥革命后曾经经历一个“短暂的春天”之外，总是处于艰难境地。到了抗战结束后，民族资本更是到了破产的边缘，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
经济结构决定社会阶级和阶层结构。与经济结构相适应，中国的资产阶级也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官僚资产阶级，即大资产阶级；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即中小资产阶级。其中，大资产阶级居于强势主导地位，而中小资产阶级则居于弱势附庸的地位。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显著特点，同时决定了中国社会经济的特殊性和多样性。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既包括封建小农经济，又分别包括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经济。这种并非单一的经济形态，以及社会上明显的阶级差异，共同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上层建筑领域的复杂性，既有封建的小农政治思想，又有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和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因此，中国这种特殊的多样性的社会经济结构就必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政治结构和政党制度。中国资本主义的上述显著特点使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成为可能。亦即，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多样性和特殊性，为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的最终形成奠定了经济基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基础构件，中国的中小资产阶级成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阶级基础。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与阶级结构、政治与社会意识的多样性和特殊性，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的政治基础
20世纪初，立宪思潮与革命民主主义思潮同时兴起，它们都反对清朝的专制统治，都要求改变现状。问题在于，究竟要在什么样的层面上、程度上改变现状。人们看到，辛亥革命胜利、中华民国建立，仅仅是一个政权简单的转换过程，中国政权的社会和阶级性质并没有根本改变，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一战后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打破了中国人亦步亦趋学西方的迷梦，西方“新文化”的神圣感荡然无存。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摒弃前人在数十年中顶礼膜拜的西洋、东洋楷模，重新寻找新的学习榜样。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促使正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人把眼光转向苏俄，“以俄为师”，从旧的“学西方”转变为新的“学西方”——寻求马克思主义。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在把马克思主义与同时代形形色色的思想细心比较的基础上，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终于在现实考察、理性思考和热烈讨论后，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
五四运动后期，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董必武、瞿秋白、邓中夏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投身于工农运动中，成为工农运动的领袖，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他们的努力下，无产阶级政党动员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力量，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历史开始了。
此时，处于彷徨苦闷中的孙中山，从五四运动中看到了民众的力量，决心改组国民党，“要把它建成一个群众革命的先锋组织”。苏俄和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孙中山也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进行国民革命。抗日战争爆发后，共产党推动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国共之间的再次合作奠定了历史基础。
综上所述，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多样性，决定了中国社会意识特别是政治意识的多样性，即：改良主义思想家提倡的君主立宪方案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提倡的民主共和方案并存；官僚资产阶级的一党专治统治和马克思主义者提倡的以人民当家作主为原则的社会主义方案，以及民族资产阶级提倡的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并存。相应地，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也就依次经历了民主共和、竞争性多党政治、军阀独裁和国民党一党专治的轮替。这些政治模式的被否定说明，它们都不合乎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多样性和特殊性要求。
中国共产党人依据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和多样性现实，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农民结成坚固的同盟，同中小资产阶级结成可靠的联盟，以建立巩固的统一战线，通过武装斗争的道路，既解决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问题，又解决反帝、反封建问题。因此，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既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又不同于苏俄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政治发展的具体运作中，在民族和阶级矛盾面前，中国共产党并用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两大法宝，得到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反动统治下挣扎求生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拥护与合作，这就使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具有特殊的适用意义。总之，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与阶级结构、政治与社会意识的多样性和特殊性，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的政治基础。
■注重群体和谐、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等思想的传统价值观是我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文化基础 文化是制度建构的起点，制度则是文化的产物并影响着文化的塑造。“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或者新的经济制度，必然有一种与之相契合的文化精神、文化价值观。”有什么样的文化精神、思想、观念，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
建立在个人本位价值观基础之上的西方政党制度，是一种两党或多党议会竞争性的政党制度。这种政党制度呈现出两大显著特点。一是政治多元。各政党都有一套自己的价值理念、信仰体系和利益群体，它们为了自己一党一派的利益，形成相互对立的政治利益集团。二是互相竞争。不同的理念、利益和群体必然要争个高下，必然要寻求包括理念上、政治上的全面的优势，这一点势必要在政党政治中体现出来。
中国的传统价值观重视群体和谐关系，强调人际和谐与群体的利益高于一切，认为个人应当服从群体。社会重群体而轻个体的价值取向，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除了独特的经济、政治因素之外，建立在上述理念基础之上的中国独特的“和而不同”的政治理念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两党制和多党制，也有别于一些国家实行的一党制，其显著特征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这一显著特征体现在文化上就是中国传统的和而不同的理念。中国大陆各政党在意识形态上就不是多元的，而是一元的，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各自一致的指导思想。这充分体现出中国大陆各政党是在正确理论指导下，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合作关系。
在当今世界林林总总的政党制度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深植于坚实的民族优秀文化的沃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兼容并蓄、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和衷共济、相得益彰的价值理念，展示出合作、参与、协商、包容、和谐的文化精神，体现出人类社会固有的一致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精神，不仅具有根本不同于其它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而且充分适应了当今利益多元时代下的和谐社会建构的要求。这一政党制度必将以其显著的优越性和长久不衰的生命力，在当代国际政治社会中展现出中华政治文明所独具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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