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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邓小平的语言是极具特色和魅力的，他的朴素、通俗、简洁、富于创造性的语言，实际上反映了他深邃的思想和博大的智慧。研究邓小平的语言风格，是研究邓小平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途径
“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任公伟（北京联合大学教授）： 朴素、实在是邓小平思想作风与语言风格的特征。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道理”，并在语言表述上反对本本主义与形式主义。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在视察南方讲话中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他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邓小平曾经还提到：“学习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也是在同一段文字中，邓小平同志再次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这正是邓小平思想作风的最主要特点，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所在。
在邓小平眼里，“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在这句话的前面还有一句，“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这是邓小平思想作风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正是这种思想作风的表现，他不仅主张语言的朴实风格，而且自己身体力行，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精辟语句。
邓小平理论是小平同志一句一句讲出来的
王荫桐（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前政委）：提起邓小平，最难忘的就是他那些令人耳熟能详的语言。 有人说，邓小平没有多少理论，他就是实事求是。这个话是不对的。世界上任何一种理论，几乎都是为着解决实际问题而产生，而存在，而发展的。进步的理论都是为着实事求是。没有实事求是的品格，任何理论只能是没有意义的空谈。
有人说，邓小平理论是小平同志一句一句讲出来的，这话不无道理。他的确没有什么大部头的著作，也没有多少豪言壮语。语言，或者叫讲话，就是邓小平理论的主要载体。邓小平理论能在这样大的空间，这样长的时间被这么多的人传诵着，实践着，除了道理上符合国情，符合民情，符合实际外，还得益于他独具特色的语言力量。
●简洁明了
王荫桐：邓小平的简洁，是高屋建瓴的，有时只点个题目，讲个结论，让人民群众去议论，去发挥，去探索，去实践。作为一个领袖人物，邓小平很少讲话，却总在思考。他的语言往往是思考的结晶和精炼。他提出“改革开放，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闻名于世。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为此前来取经仿效。国际问题评论家把它延伸为“一球两制”，以此提倡世界上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他提出了取消“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坚决不再搞政治运动。他痛心地说，“有多少冤假错案啊”!打开了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闸门。他讲了一句“那都是第三代啦”!为亿万青少年摘掉了家庭出身不好的政治包袱。他讲了一句“海外关系是个好关系”，为数千万人洗掉了不应有的政治污点，激发了他们投身祖国建设的巨大能量。关系广大青年前途的下乡知青的问题，恢复高考问题，解决时他都没有发表长篇大论，只有几句简洁的话。他的简洁可以达到极限。当年深圳市负责人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指给他看时，他就说了一个字：“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这样几句话，在神州大地上开创了致富光荣的新风尚。
在国际交往中，他也常常以简洁的语言，表明中国的立场和主张。关于中苏关系正常化，他提出要解决三大障碍(阿富汗、柬埔寨、边境屯兵)，与当时的苏联领导人会面时还风趣地说，“三大障碍，一年解决一个”。关于中美建交，他指出难点是台湾问题，即美国必须与台湾断交，从台湾撤军，废除与台湾的条约，简称“断交，撤军，废约”三件事。中美建交，为中国营造了更为广阔的和平国际环境。
聂晓民（原国家旅游局法规司主任）：邓小平的语言简洁，与长期战争生活有关。那时不可能有时间去作长篇报告、写长篇文章。比如，在谈到长征时，他用了“跟着走”三个字；谈抗战时的感受，用“吃苦”两个字；谈解放战争，用“最舒畅”三个字；谈“文革”之前的十年工作，用“最忙”两个字；谈“文革”，用“最大的灾难”五个字；得知林彪摔死后，用“林彪不亡，天理不容”八个字；谈到自己的三落三起时，用“忍耐”两个字；谈世界问题，用“东西、南北”四个字；谈精简军队的问题，用“肿、散、骄、奢、惰”五个字……邓小平还经常用自己起草1975年四届人大5000字的政府工作报告的经历，告诫领导同志用语要简洁。
●直截了当
聂晓民：邓小平一生坚持实事求是，在人格上表现为坦率、光明磊落。在涉及原则问题，涉及党的纪律、国家利益这些问题上，他从来立场坚定，态度鲜明，敢于仗义执言，反映在语言上就是直截了当。
在解放战争初期，邓小平对部队指战员讲话，明确指出，“我们一定能够打败蒋介石”。在和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谈话中，指出，“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庐山会议的时候，有人劝他少说话，他回答，“我可不是那种两面派的人”。在联合国大会上，他代表中国政府表示，“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谈到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他指出，“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回答美国总统的建议，他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不需要传教士”。谈中央顾问委员会的任务，他说，“大问题是接班人问题”。对“文化大革命”定性，他指出，“‘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谈与苏联的关系，他用八个字概括，“结束过去，开辟未来”。1989年谈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与任务，他说，“我们所制定的战略目标，现在至少不能说是失败的”，“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压倒一切的是稳定”。谈到对自己的评价，他说，“我自己能够‘四六开’就不错了”……
邓小平的语言风格
●通俗朴实
王荫桐：邓小平的独特本领，是能把一些重大的问题通俗化。 提起通俗，举世皆知的是他的“猫论”，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他说“要摸着石头过河”，“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发展才是硬道理”。最后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上还在为经济形态上的姓社姓资争论不休时，他中肯地指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他在一个车间视察时，拿起一个高科技组装件，风趣地问大家：“这个东西姓社还是姓资?”使人们在笑声中得到清醒。他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上述这些话，表达了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基本论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
●善打比喻，巧用双关
聂晓民： 邓小平长期从事政治工作，而他的工作对象有相当大的比例是文化程度不高或不太高的工人、农民或工农子弟兵。因此，借用人人熟知的事物打比喻来说明深奥的道理，就成为邓小平语言的一大特点。如将游击队脱离群众的行为比喻为“裸体跳舞”;把触及大的领导的问题比喻为“摸老虎屁股”;把照抄照搬上级文件的做法比喻为“当收发室”;把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日本在一些技术领域的合作比做“学生与老师”的关系。再比如，谈到植树造林自己所起的作用时，说“我哪是带头，我是担心当了尾巴”；把法律文件的起草比喻为“成套设备”；谈改革开放要胆子大一些，比喻为“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把精简机构比喻为“拆庙搬菩萨”、“消肿”；在严厉打击犯罪时，将大的问题比喻为“就是老虎里头最大的东北虎也要管”；把价格改革比喻为“过关斩将”；谈到在台湾实施“一国两制”时，比喻为“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
语言是一门艺术。在某些时候，用委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往往会收到特殊的效果。双关语就是其中之一。比如在一次登黄山时，邓小平说“黄山这一课，证明我完全合格”，指自己不仅政治合格，身体也合格，可以为国家工作。“已经是春天了，冷不到哪里去。”这是邓小平在1972年从江西回北京的路上，晚上散步后警卫让他回房间时的回答，不仅是指自然气候，也指政治气候。1992年南方谈话的时候，邓小平说“我从来不走回头路”，以此表明他对改革开放的坚定信心。
●语气委婉，幽默风趣
聂晓民：大部分时间，邓小平是不需要用委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的，但在一些特殊场合、特殊情况下，他用语委婉：一、对上级。比如毛泽东要他对“文化大革命”作“三七开”的结论，邓小平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委婉表达了不作结论的答复。二、在外交场合。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针对中国一些人不承认自己落后，他委婉指出，“长得很丑，却要打扮得像美人一样，那是不行的”。三、其他情况。聂卫平得了“棋圣”的称号，邓小平委婉指出，“圣人不好当，你还是当百姓好”。
运用幽默语言，邓小平自然是行家里手。他的幽默不但通俗易懂，而且蕴涵深意，不落俗套，许多幽默段子广为流传，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和长久的印象。邓小平同志爱打桥牌，后来比较稳定的搭档是王汉斌、丁关根和王大明，邓小平曾风趣地对王大明说：“王汉斌干脆就叫大王，你就叫二王。”在从重庆回北京的飞机上，子女问他：在重庆大家叫你首长，到北京叫什么？邓小平用谐音回答：“在重庆叫首长（手掌），到北京叫脚掌。”在四川考察的时候，农民问：你们从哪来、到哪去？邓小平回答：“我们从上头来，到下头去。”邓小平听说一个唱“样板戏”的钱姓演员把自己的姓改了，戏称为“连‘钱’也不要了”；把自己家乡的干部称为“父母官”；对陈香梅谈廖承志，称“你的舅父有‘气管炎’，你可晓得”；“文化大革命”初期劝吴晗，“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1992年视察南方，在深圳植物园与工作人员谈到移植四川植物时，邓小平回答：“这也属知识产权问题呀，我是四川人，要你们赔偿。”
邓小平的思想和语言都是质朴的，质朴而熠熠闪光
任公伟：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谈到，“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思想与语言、内容与形式，在邓小平眼里不仅应该是一致的，而且，在实践上也必须表里如一。如今，当我们再次阅读《邓小平文选》时，随时随处都可以感到扑面而来的语言风格，一如邓小平朴实的思想。联系当前也仍然随时随处都可以看到的形式主义、文山会海、空话套话大话，再学习邓小平同志的思想作风和语言风格，更是感到格外亲切。
我们阅读邓小平文选时，常常会被他的思想与语言的质朴所感染，在这种不知不觉的感染中，领悟着他传递给我们的那些睿智的信息之真谛。当我们流连于其中时，时时难以分辨是什么打动了我们，是他的思想？还是他的语言？这种情景与著名作家王蒙写自己读《老子》时的情景十分相似。王蒙写到：“在读《老子》的时候，我们简直难以分清哪些是思想的玄秘哪些是语言的玄秘，哪些是思想的闪光哪些是语言的闪光，哪些是思想的有序哪些是语言的有序。”只不过，和老子相比，邓小平的思想和语言都是质朴的，虽然质朴，却同样熠熠闪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