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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增长”如何兼顾“结构转型” |
2009-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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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庄健
《中国金融》记者：首先请您分析一下全球范围内金融风暴对实体经济的波及情况。
庄健：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世界若干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已步入衰退周期。在经济学上，连续两个多季度负增长，就是经济衰退。根据新近公布的数据，现在欧洲、日本已经连续两个季度陷入负增长，美国则已经持续了近四个季度。欧盟、美国、日本世界三大经济体同时陷入负增长，这在历史上还没有先例。新兴市场经济也未能幸免于难。中国香港地区继新西兰和新加坡之后，成为亚太区第三个陷入技术性衰退的新兴经济体。因此，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形成一种共识，就是当今世界遇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甚至会发展成经济萧条或者经济危机。
《中国金融》记者：那么我们应当怎样判断全球金融风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庄健：如果说全球金融风暴对中国的金融体系影响有限的话，其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已越来越明显。从近期公布的若干国内统计数据看，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全年中国经济将面临明显的下行周期。统计局数据显示，2008年10月，我国宏观经济预警指数为94.7，比前一个月下降了10.6，是2002年10月以来预警指数最低的一个月。从外贸出口方面看，虽然用美元计算的中国出口总额增长速度依然不低（20%左右），但如果把人民币升值的因素考虑进去，以及把进出口价格上升的通货膨胀因素考虑进去，我们的实际出口用集装箱来衡量，现在是个位数增长。受全球金融海啸影响，巴西、俄罗斯、印度、墨西哥、土耳其、阿根廷等新兴市场国家货币近期都出现大幅贬值。由于中国企业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大都用美元结算，本国货币贬值，意味着这些国家的贸易商必须支付更多货款才能提货，这直接导致大量中国商品（主要是文具、玩具、灯具）被迫滞留码头，有的甚至被运回中国。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外商直接投资（FDI）出现2008年年初以来首次负增长。
从国内需求角度看，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2008年10月，我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2.4，和9月相比下降了1个百分点。此外，消费者预期指数和满意度指数分别为94.2和89.8，也都呈下滑趋势。70个大中城市房价环比创历史最大跌幅。
从生产角度看，2008年10月份工业增加值同比仅增长8.2%，如排除季节因素影响，已创2001年以来的新低。2008年10月份发电量出现10年来首次负增长，同比下降4%。主要重工业产品（如钢铁等）产量创历史最大跌幅。与此同时，由于企业利润下滑，产能过剩压力加大，大批中小企业歇业甚至倒闭。财政收入出现1996年以来首次负增长。2008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收入增长了33.3%，但到2008年9月份就只剩下3.1%，其中中央财政还首次出现了负增长。10月份，中央、地方加在一起负增长0.3%。出现这么大面积的财政收入负增长，在改革开放以来是很少有的。
对中国经济来讲，可以说是遇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严峻的外来冲击，而且这个冲击已大大超出预期。从近期走势上看2009年全年中国经济都会面临严重的下行趋势。“保8”已成为今后两年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
《中国金融》记者：您怎样看待“保增长”的问题，它与就业以及社会稳定是怎样的关系？
庄健：简而言之，保增长就是保就业，而保就业就是保社会稳定。其实，8%的GDP增长在很多国家看来是求之不得的，但是对连续五年保持两位数增长的中国而言，则可能意味着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风险。低于8%的经济增长，可能导致大量企业陷入困境，乃至破产，企业经营困难甚至破产难免就要大量裁员，造成失业率上升。一旦大面积的失业现象出现，就会威胁到社会稳定。
企业现有的岗位流失严重，企业的用工需求出现下滑。84个城市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信息调查显示，2008年第三季度用工需求下降了5.5%，这也是多年来在第三季度持续增长用工需求情况下第一次出现的下滑。
分析显示，2008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回落的2.3个百分点中，有1.2个百分点来自出口减速。出口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经营面临困难，对就业带来不利影响。
大量吸纳就业的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速也呈回落态势。2008年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8714亿元，增长10.3%，回落2.4个百分点。与此相应的，金融业、房地产等行业招聘行情萎靡。
房地产行业景气下滑也大量减少工作岗位，特别是对农民工的影响更大。因为建筑业是劳动密集行业，而且建筑业就业的门槛低，小学没毕业也能上岗。
尽管高增长并不必然保证高就业，但在目前经济结构条件下，经济速度下滑的直接后果就是就业压力增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表明，目前，每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约2400万人，而9-10%左右的经济增长只能保障新增1000万个就业岗位。低于8%的经济增长，就意味着超过1400万人找不到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保增长就是为了保就业。
《中国金融》记者：不少人担心“保增长”与“结构转型”有矛盾，您认为二者是否能够统一起来？
庄健：我的回答是有难度，但一定要通过加快改革的方式解决。从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史经验看，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可能会在实现“保增长”这一短期目标的同时为实现“结构转型”、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期目标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首先，在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中，基建投资类内容多而消费类内容少，这将对经济发展方式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变为“由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产生不利影响。十项措施中的七项半主要与投资相关，其他三点才与刺激消费直接相关，而且保障性住房建设本身还兼具拉动投资的重要内容。从发改委公布的关于2008年第四季度新增1000亿元和今明两年4万亿元财政资金的支出比例上更能看出这一点：在1000亿元方案中，70%以上的资金投向与刺激投资需求有关的项目，而在4万亿元投资计划中，更是有90%以上的资金投向与刺激投资需求有关的项目。对决策者而言，加快投资项目建设有现成的模式和经验可循，可以很快地见到“实效”。而刺激消费则是一个“老大难”问题，不会短时间见效。
其次，能够拿到这4万亿元投资计划项目的企业基本上是大型国有企业，这就容易导致宏观收入分配进一步向政府和国有企业倾斜。虽然广大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创造了65%左右的GDP，提供了80%以上的城镇新增就业机会，但它们获得这些项目的可能性较小。这样一来，在宏观收入分配中民营和中小企业所占份额会继续缩小。民营和中小企业发展受阻，将直接影响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城镇就业水平的提高。
第三，全国上下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如何实施4万亿元投资计划上，容易忽视、延缓那些有利于经济结构转型和增长方式转变的改革进程。如“要素成本低估”是造成产业结构畸形和宏观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的根源。不利用当前通胀压力大幅降低的有利时机推进劳动力、土地、能源和环境等要素市场改革，我们就可能贻误时机，等经济运行再次步入上行通道、通胀压力再次增大，我们推行相应改革的难度就会加大。又如国有企业改革，目前国有企业在铁路、石油、电信、银行、教育、医疗等领域仍占有绝对的垄断地位，尽管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有兴趣进入这些行业，但由于进入门槛高、制度环境差等原因，这些领域的对内开放步伐十分缓慢。垄断导致竞争不充分、投资效率低下。再比如政府职能转变。为构建“和谐社会”，推进结构性改革，政府职能的转变尤为重要。没有政府职能转变，包括资源价格改革、垄断行业改革和公共服务体系改革在内的诸多市场化改革就难以有实质性进展。
《中国金融》记者：那么，如何在实现“保增长”这一短期目标的同时兼顾“结构转型”的中长期目标呢？
庄健：唯一的答案是推进改革。必须推进垄断行业改革，以拓宽投资渠道，吸引民营企业进入基础设施和服务业领域。这不仅有利于发挥“4万亿元资金”的杠杆作用，撬动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一半以上的民营资本，也有利于发挥民营和中小企业在促进就业和第三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当然，要缓解当前的就业压力，还须加快实行“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政策，加大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力度，给予它们更方便快捷的信贷服务。要引导中小企业面向国内市场，面向农村市场生产产品，政府对于农民购买这些产品给予补贴。应在四个方面加强改革。
一是推进劳动力、土地、资源、环境等方面的要素价格改革，以加快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2008年年初以来，政府已先后推出了新的《劳动合同法》以及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但资源价格特别是能源价格改革仍是“雷声大，雨点小”，环境污染的成本如何衡量、定价还缺乏有效办法。考虑到国际油价已大幅度回落，国内通胀压力也已大大减轻，当前应是推出能源价格改革的最有利时机。
二是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以提高农民收入、扩大农村消费需求。目前，中国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为72%，农村居民为85%，农村高于城市。考虑到2/3的人口集中在农村，挖掘农村消费潜力应成为扩大内需的重点之一。为此，需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步伐以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为广大农民创造公平发展和提高收入的机会。
三是推进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以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提高资金配置效率。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与公共财政制度建设相结合，增量财政支出应更多地放在支持“三农”和基本公共服务方面；企业增值税转型和税费减免要与税收体制改革相结合。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要与金融改革相结合，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使增量资金能够流入到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和农村地区、经济落后地区。
四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型，以充分发挥政府在稳定市场、市场监管和增加公共产品供给等方面的作用。从1978年到2006年，国家财政支出中用于“行政管理”的费用增长了143倍，年均增长19.4%，高于这期间财政总支出年均13.6%的增长速度。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由1978年的4.7%上升到2006年的18.7%。在当前经济增长放缓、财政增收压力增大的背景下，扩大内需、减轻税负，必须与有效降低行政成本同步推进。由于现行财税体制、干部体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体制安排，政府自身利益已逐步形成。然而，如果政府的利益问题得不到有效的制约，要降低行政成本就比较困难。政府转型意味着政府要逐步从利益的制约中走出来，重返公共利益代表者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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