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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出来了好，他还没去过天安门呢
“我们想得很开的。”在游人如梭的天安门广场，我和高俊琪边走边聊，16岁的他用一种类似中年人的口吻说道。
他说的“我们”，指的是他的同班同学。他告诉我，对于不能在北京升高中参加高考，同学们几乎没有什么怨言，“大家只是讨论怎么办，很少讨论为什么”。
对天安门及周边，高俊琪如数家珍。一路上，他抑制不住地为我当起了导游。
“这个你要看吗？杨贵妃展览，不过里头东西特少，就几张图片，我老早看过了。”“要不在这儿坐一下？这小公园挺好的，小时候玩累了，我就坐这儿休息。”过去7年，他保持着每年都来这里的习惯，一般每年来三四次，至少也得来上一次。
“这儿特漂亮。”在天安门前，这是他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他带着欣赏甚至珍惜的眼光，观赏这里的一草一木与宏伟建筑。“天安门就是北京。”他用力地说，脸上露出自豪的神情，“这儿是中国的象征。”
“这儿不准卖冰棍，逮到了要罚100块的。”一个女人捧着“北京老冰棍”的纸箱子在我们面前快速走过时，高俊琪向我介绍道。
“他想偷偷进去卖国旗，被逮着了，本来就挣不了多少钱，还罚点钱，一天就白干了。”一个男人撩起了裤腿，长筒袜子里塞着一捆小国旗，正被几个身形高大的男人盘问。
在街心花园里，扫地的清洁工人让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我妈妈就是这样，一天到晚不能休息，即使没有垃圾，也要一直走来走去，走完8小时。”
在这个少年眼中，天安门随处都是与自己的家庭境况相似的人。走在这个熟悉的地方，他却始终明白，自己是个“外地人”，或者“老家的人”。
“本来就没有北京户口，就算可以在这里上高中，也不能参加高考吧。”他平淡地说。他并不知道当下社会正热烈地讨论打工子弟在北京的教育问题，以及像他这样的年轻人为何难以向社会上层流动。“国家都需要制度才能管理吧。”他一脸严肃地表达对户口制度的理解，“不然就乱套了。”
可最近这几年，这个“老家的人”回到老家，却开始有些不习惯了。前年他回去过春节，呆了没几天就忍不住抱怨。“这儿看上去乱七八糟的，晚上黑乎乎一片，大街上也没灯。”妈妈记得高俊琪这样对自己说。他吃不惯老家的棒子面，帮忙做饭的时候，因为用惯了煤气炉，也不再习惯拉风箱烧柴火。
事实上，在老家，“家”早已不存在了。前些年，一场大雨后，土房子被冲塌，他们一直漂泊在外，至今没有修葺。返乡时，一家三口就在爷爷奶奶家的木板床上挤着睡。
更微妙的变化是语言。在北京呆久了，高俊琪说的山东话“没以前溜了”。尽管他感觉还是“说老家话亲切点儿”，但一听到别人说普通话，自己的普通话也就“被带出来了”。他妈妈发现，孩子在老家“说普通话比说老家话多”。
“一听到我说普通话，大家就笑。”他告诉我，有时候也感觉会说普通话的自己是“半个北京人”了。
对老家人的这种笑，俊琪妈妈深有体会。“你到北京也就是打个工，也没当官，也没发财，还出洋相了你，不说家乡话……人家心里肯定是这么想的。要是你混好了还行……”她偷偷告诉我，她还没出来打工时，也曾在心里这样嘲讽从外地回来的老乡。
与遍布中国的大大小小的村子相似，他们老家村里的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村子里几乎只剩下老人。这些年轻人离家后渐渐都把普通话说习惯了，可一回到老家，仍然要“忌着点，别把外头的话带出来了”。
高俊琪似乎还读不懂大家的笑。“可能他们自己不会说吧，觉得有趣。”他这样猜测。
与上了年纪的人不同，小他两岁的堂弟一直想学好普通话。春节时，他常常让高俊琪跟他用普通话对话。
“还是出来了好。”与堂弟的生活相比，高俊琪这样想，“毕竟我知道了北京的习俗和文化，懂的东西比他多多了。他还没去过天安门呢！”
你说干啥就干啥吧，都给你干好就是了
可如果时间退回一年多前，高俊琪大概没有这么肯定。
回老家念书的想法彻底受挫后，他在心里“难受了好一会儿”，却很少对别人说起。他当时的班主任项阳记得，高俊琪每天来到学校都“笑呵呵的”，看不出心里有什么烦心事。只有那么一次，他无意中与高俊琪聊起了学业前途，感觉这个学生“脸上突然有了异样的表情”，“似乎在惋惜自己”。
大约从初二下学期开始，班里越来越多同学退学去打工，或因行为问题而被学校开除。在咸宁侯村里，与高俊琪上同一学校、同一年级的还有4个男孩，到了初二，其中3个“混帮派的”都陆续离开了学校。
到了这个学年的末尾，班里只剩大约一半的学生，同一年级的两个班最终在初三时合并为一个26人的班。散漫的气氛逐渐蔓延开来，每回上课，听讲的不到一半人。
进入初三，高俊琪开始担任校学生会的主席，同时兼任班长。对自己的前途，他渐渐有了新的打算。他希望毕业后去职业高中继续读书，以后再一步步通过自考或成人高考获得学历。
有一阵子，他也考虑过体育学校。“他说过想去上体校，咱上得起吗？”他妈妈这样对我说。上体校据说“一年得花好几万块”，这样的开销对她是天文数字。平日儿子打篮球，一个多月就要穿破一双20多元的布鞋，她已经有点儿心疼，不时唠叨几句。
在北京打工这些年，高俊琪的妈妈换过好几份工作，却都没离开过保洁这个行业，爸爸则一直跟搬运、卸货打交道。眼下，夫妻俩每月收入加起来大约3500元。
与我见面的时候，高俊琪穿着一条20元买的黑色运动裤，身上的衣服显得不大合身。“这是去年买的，一直压着没穿，只穿过一次。”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他这几年长得快，初一时还是一米六几的样子，到了初三，个儿就蹿到了1.8米。
在老师的记忆中，这个学生总穿着同样的几件衣服。有一阵子碰上大热天，老师发现他天天穿同一件衣服，忍不住提醒：“你这衣服要不要也洗洗了？”“我妈妈每天晚上给我洗，第二天就干了。”他答道。
这个少年很清楚家里的条件。他记得第一次去天安门时，自己曾幻想住得离天安门近一点，却从来没对父母提起过。他心里明白，“那太不现实了”。
上体校的想法也不太现实，高俊琪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你最喜欢干啥呢？”眼看着儿子快要毕业，妈妈整天在耳边唠叨。
“你说干啥就干啥吧，都给你干好就是了，别磨叽了。”一直犹豫不决的儿子被说得烦了。
“那就学修车去吧！”最后，常年在外头跑的爸爸说。在家里，他见识最广。在他看来，学好修车，儿子就有了一门手艺，不用像自己那样光靠力气干活。
对于修车这一行，高俊琪并不反感，他随即锁定了新的目标——去职高读汽修专业。可直到初中已经毕业，他依然没有找到一所适合的职高。在北京，职高通常开设针对服务行业的专业，极少有汽修的。
一直到了7月底，他才通过网络搜索到一所专门培训汽修技术人才的学校。可一去报名，“一年一万块”的学费让他望而却步。
“要不找个修车铺跟师傅学？那样省钱，还学得快。”回到家里，父母这样跟孩子商量。
高俊琪接受了。
那儿丢人，那不是一份好差事啊
父亲在离家大约一小时车程的地方找到了一间老乡开的修车小店。从8月中旬开始，高俊琪去跟着师傅当学徒工。
第一天，他特意穿了一身干净衣服去见师傅，可一天下来“全身都是油，怎么也洗不掉”。第二天，他就换上了破旧衣服在店里忙碌，但路上往返时还是要穿着干净的衣服。
“他这是怕丢脸。”他妈妈说。做母亲的留意到，过去一年里儿子开始要面子了，他甚至主动要求为自己多买一身夏天和冬天的衣服。有电视台去他家做采访，高俊琪千叮万嘱让妈妈“把家里收拾得干净一点儿”。
原本，他刚上初三时，父母曾动摇过，打算让孩子回老家念书。但那时候回去，高俊琪很可能要“蹲一级”才能跟上进度，考上高中。“我现在比老师，甚至校长都高了吧。”他嫌留级丢脸，最后拒绝了。
不久前，房东把他们一家租住的房子收回重建。“这样拆迁时他们能拿到更多赔偿，这几年家家户户都把房子弄得更漂亮了。”在咸宁侯村里，高俊琪向我介绍着，我俩的跟前是他曾经的家。
他们至今没有找新住处，只是盼望旧房子翻修后，“房租不会涨得太多”。高俊琪的爸爸常年在外头跟车跑，极少回家，高俊琪和妈妈近来在不同的亲戚家借宿。
“天生你就生在农村，你赖谁呀？只能靠自己去改变了。”我试探着问他是否曾埋怨家里的条件，他爽快地回答。
“怎么样才算是改变呢？”我又追着问。
“改变就是……自己事业上能好点儿……找的工作比北京人低一点，级别上，但自己多付出点努力，挣钱能多一点的那种……”他努力地寻找着各种词语，又不自觉地摆弄起手指。
偶尔，他也会想起在老家念书、成绩优异的表姐。表姐明年高考，目标是中国传媒大学，那里离咸宁侯村不远。“我羡慕她有这个理想，她朝着去奔，可能就会实现。”高俊琪低着头说，10只手指被他更加夸张地捏来弄去。
“她现在天天起来就对着书，倒下做梦了还是书，其实她不是直接去干她喜欢干的东西，她得考上了才能去干。”过了一会儿，他又这样说，仿佛在安慰自己，语气却越来越坚定，“我的理想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走，我喜欢一个东西就去学它。”他一直坚持说，修车是他自己选择的，也是他所喜欢的。
就像许多刚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一样，他喜欢想象若干年后的美好日子。“五六年后我也可以当师傅了，到时候也找几个徒弟，自己就轻松了。”他淘气地笑着，开始向我介绍他的创业计划：学成之后打几年工，然后在北京靠边的地方找一个便宜的门面，自己开一间修车铺。那时候，他还会像现在这样，偶尔进城“去天安门玩”。
我让他带我去看看他学修车的小店，没想到高俊琪却突然显得很为难。“去那一块儿呀，咱们不去了吧，太远了……”“那边特别乱，师傅不让看的……”“我带人过去，他就不让我学了……”他吞吞吐吐地找出各种理由。
一开始我不明所以，摸不着头脑。几番恳求后，他最终涨红着脸，极不情愿地说：“去那儿丢人，那不是一份好差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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