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洮商：拂醒甘肃商帮的茶马往事 |
2009-07-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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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西部商报报道 2009年4月底，几位临潭籍学者向社会公布了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洮商，这个被人们遗忘的群体，渐渐地走出岁月的尘封。
从明初到现在，600多年间，无数洮商行走在青藏高原上，演绎了绵延不绝的茶马风情。
如今，活跃在青藏高原上的洮商仍有4000多人，他们分布在青藏高原的各个角落，成为青藏高原上最具魅力且极富活力的商人群体。
“随着研究走向深入，洮商，这个在青藏高原上纵横了600多年的商业群体的形象逐渐清晰了。”敏文杰说。敏文杰是西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人类学博士，甘肃省临潭县人，长期关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并致力于相关领域研究。
洮商肇始于明初，兴于清代，民国初(1929年前)达到鼎盛。此后受战火波及，洮商遭受毁灭性打击，资本损失惨重，但商脉未断。之后迫于生计，洮商经济略有恢复。但1958年后，在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洮商经济彻底消失，直到1978年，洮商再度崛起。
自2000年后，国内外对晋商、徽商和浙商的研究方兴未艾。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走西口》的播出，在国内掀起了“晋商热”，而《茶马古道》和《康定情歌》的播出，使云南马帮和藏商也进入人们的视野。
“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促进青藏高原经济的繁荣、沟通内地与藏区经济交流以及维护祖国边疆社会的稳定做出重要贡献的洮商的研究近乎空白，导致洮商根本不为外界所知。”敏文杰感慨地说。
为弥补历史的缺憾，2007年7月，由科研项目负责人、中共甘肃省委党校校长助理、经济学博士、博士后丁汝俊教授担任组长，西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敏文杰博士、宁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丁克家博士、临潭县冶力关风景区高级摄影师敏生贵为成员的洮商调研组开始了洮商课题的调查。洮商调研组对分布在青藏高原上的洮商进行了历时1年的实地调研，总计行程4万多公里。拍摄照片2.8万多幅，拍摄录像带69盘，召开座谈会33次，登记调查问卷1500份，个案调查120人次，撰写行程记录40余万字。
2009年4月底，洮商课题组隆重推出了六集电视片《青藏高原上的洮商》、专著《我们走在青藏高原上——洮商考察纪行》、大型画册《青藏高原上的洮商》等系列研究成果。
至此，这个被学术界长期忽视的商帮才摘下她神秘的面纱，逐渐走出历史的尘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本次研究成果中，课题组对洮商正式作了学术界定：“洮商，广义上指明代以来从事商业活动的临潭各民族(汉、回、藏)商人；狭义上是指活跃在甘、青、川、藏、滇等省区的临潭回族商业经营者(占洮商总人数的90%以上)。”
调查结果表明：“洮商最多时达6000多人，目前4000多人仍活跃于青藏高原。如今洮商的足迹遍布青藏高原主要城镇和边境口岸，已经成为青藏高原上最活跃的商人群体。”
洮商因其籍贯在洮州而得名，是依托洮州而发展起来的商帮。历史上的洮州地域包括了临潭、卓尼两县的全部和迭部、夏河、碌曲、康乐的部分地区，临潭旧城(今城关镇)是古洮州的核心。洮州地处甘肃南部，位于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历来为“进藏门户”、“汉藏走廊”。
“自明代以来，临潭就是中国西部汉藏贸易的旱码头，也是重要的茶马互市场所。洮商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朝初年。追溯历史，临潭的汉族和部分回族主要是明初从江南移民而来。”敏文杰说。
兰州大学柯杨先生曾在临潭对明初江南移民进行过深入调查。柯杨先生在他《诗与歌的狂欢节》一书中说，公元1368年，明朝建立后，在甘肃境内设置了卫所用以巩固地方政权，防御少数民族进犯内地。其中在今天临夏、甘南一带就设立了临洮卫、岷州卫、洮州卫等卫所。驻防在洮岷地区的明军官兵数量达3万人以上，加上他们的家属至少有10万之众。这些人大部分原籍是应天府(今南京)、凤阳府(今安徽凤阳)等地。他们多为徐达、常遇春、沐英、李文忠、胡大海、金朝兴等人的部下。驻防洮州后，他们就以洮州卫城为中心，分散后居住于周边各个战略要地。他们不仅将明代江南地区的民俗风情带到了洮州，而且将江浙商帮的经营方式也带到了洮州。
柯杨先生在调查中还发现，在一些临潭人口语中，仍然把赶集称之为“跟营”。这是一个江南方言的词汇，不论是在明清时期，还是现代，军营周围的购买力要远远高于普通的居民区。因此，古代军营周围都会自发形成一个市场，故而人们把赶集称之为“到营上”。
长期研究交通问题的张国藩先生在编纂《甘肃交通史话》时，专门对明代的茶马互市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说：“明洪武五年(1372年)在甘肃境内设立了秦州茶马司(今天水)，这是全国第一个茶马司。两年后，又在河州(今临夏)设立了河州茶马司。后来茶马司的设置多有变化，但至明万历年间，甘肃境内有河州、洮州、岷州、甘州、西宁、庄浪等6个茶马司，其中河州、洮州、甘州、西宁4个茶马司设置时间最长。”
随着茶马交易的展开，人们在洮州卫城开始了大规模的贸易，洮州旧城作为内地与藏区物资集散地和贸易中心地位进一步加强。《洮州厅志》记载，洮州“旧城人历来重农善贾，无人不商，亦无家不农，汉回杂处，藏羌往来，五方人民贸易者往来不绝。”在洮州新旧城最早出现了“泰盛行”、“德盛马”、“万盛西”“义兴公”、“天兴隆”等数十家商号。到1929年，在临潭县设立商号的外省客商有京帮、陕帮、豫帮、鄂帮等十几家商号，而本地商号则达到200多家，其中资本在3万银元以上的商号达到77家。
“经过数百年的历史沉积，洮州商帮的经营范围、规模和形式也发生了变化，最后形成了行商和坐商两种经营形式，而行商又分为商队和单马客。商队主要有牛马驮队、盐帮驮队等，单马客则是一人一马单独经营。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洮商从小到大逐步发展，逐渐形成了一支分布在特殊区域，发挥着特殊作用的特殊的商业群体。
“可以说，洮州商帮起步于茶马交易，得益于勇敢地走向青藏高原。”敏文杰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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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全面确立，持续经营了数百年的洮商中止了商业行为，直到20年后，也就是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的春风催生了洮商的再度崛起，并迅速成为促进青藏高原经济繁荣的一支生力军。”敏文杰说。
新洮商的再度崛起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其间充满着汗水、眼泪和鲜血。敏文杰他们在调查中初步统计得知，仅改革开放以来，就有数以百计的洮商由于车祸、山洪、塌方、寒冷、高原反应等各种事故和自然灾害长眠在青藏高原上。
一位名叫喜学义的拉萨洮商，给洮商调查组讲述了他的从商经历。1978年喜学义从临潭县第二中学毕业后，正是高考恢复后的第二年，他幸运地参加了这次考试，结果以2分之差落榜。本来他还可以补习，来年再考。然而他是家中的长子，要替父分担家务，于是含泪离校，跟着乡亲们在外拼打。
“我根本没有时间回味学校生活，就匆匆跨入了赶牛贩马的行列！”喜学义说。不满20岁的他揣着家里凑的1835元本钱，就和伙伴们匆匆南下四川甘孜了。很多洮商都是在这个时候起步的，在古老的茶马古道上，一帮懵懂的年轻人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开始了他们在青藏高原上的奔波。
“当时，在四川甘孜县，一头小牛60元到100元。一匹马400元到500元，一匹马的钱可以买7头小牛，我们决定全部买成小牛。然后每人又花了4.5元在甘孜县城的商店里买了一双绿色军鞋，就赶着牛上路了。从四川甘孜到甘肃临潭，长路漫漫，关山重重。当时的交通状况极差，我们拽着牛尾巴趟过一条条大江大河。途中遭遇了连续17天的阴雨，无法生火做饭，只好拿干粮充饥。为了防备山洪，还不能沿着山麓行走。我们整整走了50多天，才把牛赶到临潭，牛卖掉后每人分了650元的利润。”喜学义回忆说。
有了这次尝试后，喜学义和乡亲们走遍了甘、青、川三省交界处的黄河首曲地区，完成了“第一桶金”的积累。如今他在拉萨有三家商店，数百万元的资产，带出来70多个亲戚在拉萨做生意。喜学义的经商之路，是新洮商崛起的一个缩影。他们都是沿着先辈们茶马互市的路走向青藏高原的。
临潭属于农耕区和游牧区的过渡地带，不论是地理条件，还是人文环境都决定了临潭商人只能走向青藏高原寻觅生计。临潭境内的平均海拔在3000米左右，长期生活在这里的洮州人易于适应青藏高原上独特的气候和海拔高度，这是他们先天的优势。
一代代洮商沿着古老的茶马古道，走向青藏高原，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商帮文化，他们以亲戚朋友之间的传帮带为出发点，结成了一个个以血缘为纽带的商业群体；他们善于积少成多，基本上都是从数千元资金起步；敢于冒险，两三个人结伴就敢翻雪山穿峡谷挨家逐户推销。
“在青藏高原上，洮商本身就是一个品牌，藏族同胞们听说是临潭的商人，那是一百个放心。有些地方，藏族同胞甚至把价值数百万元的冬虫夏草交给洮商，让他们先销售后还款，他们之间只打白条记账，根本不需要任何经济担保或其他繁杂的手续。”敏文杰说。
目前，洮商经营着青藏高原民营经济中货运业的1/3，高峰时有500多辆货车驰骋在青藏高原的崎岖公路上，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青藏高原上独领风骚的一支运输劲旅，洮商的车队以过人的胆识和娴熟的技术征服了青藏高原上的所有高山大河。除此之外，洮商还控制着青藏高原上三成左右的冬虫夏草年交易量；七成以上的旅游品和布匹的经营；九成以上的绸缎、帐篷、曲拉加工、蕨麻批发等方面的生意。
“迄今为止，洮商的主体仍然集中在甘、青、川、滇、藏五省(区)以及甘肃省的临夏市(主要面向藏区供货)，部分洮商已经超越了世代守望的青藏高原，开始向包括北京、上海、广州在内的国内大中城市发展，还有一小部分洮商已开始跨出国门，在国外寻求发展，其从商领域和经商空间在纵向和横向上都得到极大拓展。”敏文杰说。
甘肃的商帮众多，长期以来很少有人关注过甘肃商帮。张国藩说：“甘肃自古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自汉唐至明清，商贸一直非常兴盛。唐代甘肃境内就遍布着粟特商人踪迹，当时凉州粟特商人的势力非常强大，甚至敢于公然响应安禄山叛乱。而临夏的河州商人规模更是庞大，河州是通往青藏高原的中转站，大批的货物通过河州转往青藏高原的各个角落。而藏族商人也是精明能干，有其独到之处。外省在甘肃的商帮就更多了，晋商、津商、鄂商等都在甘肃境内留下了他们的足迹，甚至还修建了他们的会馆。”
“以洮商为代表的甘肃商帮文化，绝大部分仍旧在尘封中。目前，人们对甘肃境内商帮的关注远远不够，洮商研究仅仅是揭开了冰山一角。甘肃商帮的经商理念、商号故事、牛帮轶事、管理模式等迫切需要发掘。甘肃的商帮文化亟待抢救！”敏文杰不无忧虑地告诉记者。首席记者 王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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