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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印迹
运羊毛的筏子客 tujian.org
解放前，青海的羊毛产品向外运输主要靠湟水河道。曾经在青海省政府工作过的李廷良老人回忆，当时省政府秘书处对全省的各项事务事无巨细,几乎都要过问。诸如每年夏秋，青海从水上向兰州发运羊毛，也必须经过省政府秘书处同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李老还清楚地记得1942年他被派去当押运员的经历。押运员不仅要看好羊毛,防止被盗和丢失，还要看管好筏子客，不准他们走私或夹带禁止出省的物资，如面粉、清油及皮毛等。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李老回忆，那时装羊毛的地点在周家泉八盘磨湟水河边，筏子客们将3根松木支成三角架，然后把空牛皮袋吊在架上后,将羊毛装入其中。30个牛皮袋子被松木和绳子绑扎成一个整体后，还要在表面和四周放上羊毛捆儿，最后再用羊毛绳拉紧便形成了一片皮筏。一般的筏子客都执掌五片皮筏，那阵势甚是壮观。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乘上皮筏，顺流行至老鸦峡时，除了把式(掌舵的人)和叶子(扶桨的助手)之外，其余的人都要沿河步行一段路程。因为这里有俗称“打狗门”和“青石头”的危险河段。当时在筏子客间流传着两句顺口溜：打狗门要看，青石头要转。打狗门是指河中心的一块巨石，河水特别大时，它就像一个暗礁，把式们须仔细观察水的流向，凭经验和胆识绕过，方能顺利通过。而过青石头就要把三片皮筏放在上游，把所有的人集中在两片筏子上，齐心协力，把住皮筏旋转前进，否则撞上这片青石头便会连人带筏沉入河底。 tujian.org
李老说，那时的筏子客们生活很不易，所以,总会利用运输羊毛的机会偷偷带些面粉出去买卖。通常为了逃避官府关卡的检查，他们将装有面粉的牛皮袋，用绳连在装有羊毛的皮筏后面，在水面上漂浮着。快到关卡时，便把绳收紧，以致装面的皮袋被拉到了羊毛皮筏下，这样便正好与装羊毛的皮袋上下重叠，外人根本看不出底下还有东西。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皮筏到了湟水河与黄河的交汇处，水势渐渐平稳。筏子客们便将几片皮筏连在一起，上面支顶白布帐篷，用不着靠岸，就可以在河上过几天安稳日子。到了兰州后，为了加重羊毛重量，商号的老板要求筏子客们在羊毛上作弊。他们先将肉油汤泼洒到羊毛上，然后将细沙掺到羊毛中。(作者：张晓娟) tujian.org
家有一宝西宁藏洋的故事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上了年纪的老西宁人或许都记得，解放前的西宁市场上流通过一种名为“西宁藏洋”又称“马麟藏洋”的银元。但很少有人知道，这种银元的出现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前后，英国在东印度公司制造了一种名为“印度卢比”的银币，这种银币不仅含银量低,而且做工粗糙。但在此后,“印度卢比”却成为了英国列强对我国实施经济掠夺的工具，他们将“印度卢比”经我国西藏地区,不断地流入青海、四川等地，以换取大量皮毛和茶叶等中国物资。当时很多爱国人士面对这种局面,指出“印币亡边”，积极呼吁朝廷采取措施,抵制英国的“印度卢比”。时任四川省总监督的锡良意识到“印度卢比”对中国经济的严重侵害，遂上报朝廷后，经朝廷批准,责成四川银币厂铸造“四川藏洋”银币来抵制“印度卢比”的流通。官方铸造的“四川藏洋”不仅含银量高，而且外观精美，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钱币正面是光绪皇帝侧面半身像，背面是花卉组成的图案，中间有“四川省造”四个汉字。“四川藏洋”进入市场后，有效抵制了“印度卢比”的流通。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据《青海通史》记载，1930年,马步芳的叔父马麟，在甘肃省任国民军暂编第一师师长掌握军权期间，通过与时任甘肃造币厂厂长邓论是老乡的关系，铸造了一批供青海、四川等地区流通使用的、与“四川藏洋”相似的银币——“西宁藏洋”。因此，老百姓又把这种银币称为“马麟藏洋”，尽管它含银量低，制作粗劣，但在当时对抵制英国的经济掠夺发挥了积极作用，不久，随着“印度卢比”在青海的销声匿迹，“西宁藏洋”也随之退出了历史舞台。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西宁藏洋”就是这段历史的实物见证，也是老西宁人心中挥之不去的往事。因时逾百年，其遗存极少，所以,这种钱币十分珍贵。(作者：崔艺民)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西宁旧事老西宁的挂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青海解放前，在西宁制作挂面的匠人并不多。金塔寺内的谢成明,宏觉寺内的宋元生,原转经寺(在今人民街中路北)内的祁宽忠等挂面作坊是西宁仅有的几家。这些挂面作坊多设于寺庙中。因为制作挂面需要在大片空地上支起高高的挂架，寺庙大殿最为适合，而且制作挂面需要环境干净,这也是寺庙愿意让挂面作坊进入其中的原因。其次,从牧区来西宁采办生活用品的藏族同胞多在寺庙中借宿，这样也可以很方便地和他们做买卖挂面的生意。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西宁挂面的品种有细面、韭叶面、宽面、大宽面。大宽面在市场上不多见，大多是大户人家定做的。挂面的原料多选用上好的乐都高庙、湟中、平安驿的小麦或西宁郊区的小红麦。按照解放前的计量，每一石小红麦为1500斤，经晒干、拣选杂物、筛选等工序，入磨的小麦约为一千三百斤，磨出面粉后仅剩约六百斤，而最终做出的挂面成品仅有五百斤左右。从原粮的数量、出粉率、成品数量的比例中，可以看出西宁挂面匠们选料的严格和精细。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以前的挂面因为奇缺且价格稍高，成为了西宁人馈赠亲友的礼品而非日常食物。1950年，在西宁大十字南侧，一个名为马琳的人开了一家机器面条铺，专用压面机制作面条。后来,他与谢成明合伙,开始小量生产机制挂面，这就是西宁机制挂面的萌芽。从此，挂面成为日常食品进入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当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1953年国家实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后，挂面匠人们也响应国家政策，自发组织起合作生产小组，由谢成明的儿子谢联邦担任组长，用压面机生产挂面，产品交给西宁市粮食公司统一销售。后来，合作小组逐渐发展成了西宁首家机器面条加工厂，1956年又在大同街扩建成西宁市挂面厂。(作者：严永章) 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说茯茶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西宁设立茶叶交易行政机构源于明代。为了便于边疆地区百姓的交易往来，移秦州(今甘肃天水市)的茶马司于西宁。新的茶马司设在西宁城内府衙，茶务归西宁府管理。当时规定的茶马交易比价为,上等马每匹换茶120斤、中等马70斤、驽马50斤。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将茶叶征税款充作军饷，茶马事务，因此停办。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西宁地区的茶务，又恢复开办。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又恢复了西宁等五个茶马司，继续以茶易马。过了三年，西宁等司又奉令全部撤销，停办茶务。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到了清末民初，西宁地区的茶叶交易，完全由私人经营。于是，城内外的私人货栈应运而生。据笔者所知，东关的货栈最多，如“洪顺店”“丰泰店”“祥和店”等。城内仅在观门街的“水盛恒”“福益公”等几家。这些货栈除经营布匹、棉花、谷类、食品加工辅料外，茶叶也是最主要的商品。那时，上乘的茯茶有“天顺茶”“裕顺茶”“天泰茶”等。每包售价白洋1元左右。但最为有名的还属“裕丰茶”，它是由西宁头号商号“裕丰昶”的老板廖霭庭先生专门在南方雇人制造后，再成批运回西宁出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西宁人历来喜欢喝茯茶。但是茯茶名称的来历却很少有人知道。根据过去茶马交易的线索，官府将茶叶分为“官茶”和“商茶”两大类。“官茶”是政府和军队在自营的茶山上摘来的，主要用来换马；而“商茶”则是拥有茶叶执照的茶商向户部纳税后贩运来交给茶马司的茶叶。当时交通不便，统治者为了鼓励茶商贩运茶叶，在他们每次将货交到茶马司后，都奖给茶商上等附茶700斤，中等附茶560斤，下等附茶420斤，作为酬劳。这些赏赐给茶商的茶叶，准许他们自己拿去单独出售或换马。因为这种酬劳是在正茶(即交纳的茶叶)之外附带发给他们的，所以名曰“附茶”以区别于官营的“正茶”。渐渐的,人们就将这种附带发的茶用谐音称之为“茯茶”了。(作者：张奋生) tujian.org
茶叶交易袋子小量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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