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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江之畔的金融盛宴，全球注目。近，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一行三会”高层聚首陆家嘴论坛，共话“经济复苏挑战和增长方式转变中的金融发展”。4场金融监管高层的主旨演讲，透着中央金融政策的某种导向，成为陆家嘴论坛上的“沸点”，全力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亦成为一种共识，上海上市公司在并购重组方面的领先和在保险领域持之以恒的创新努力，也得到了充分肯定。
银监会：须坚持最严格监管标准
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称，银监会成立7年多来，致力于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银行业有效监管体系，目前已经取得明显进展，经受住了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考验。
较强的风险吸收能力是全球银行业、金融机构持续稳健经营的重要基础。中国一直注重对资本质量和资本水平的监管，对于资本质量，要求股本和留存的利益组成的核心资本不得低于总资本的75％，并且主张从严的扣减项目，比如对银行间互持次级债必须进行扣减。中国的这一质量要求和监管标准，在全球来说也是十分严格的。中国还非常注重对大额风险暴露上限的监管，严格坚持单一客户授信额度不得超过商业银行资本金额的10％，加上关联企业，整个集团客户授信总额不得超过15％。这一限制在全球来说，也是最为严格审慎的。他还表示，银监会特别注意引导商业银行强化“以丰补歉”意识，在财务状况较好的时候多提拨备，这是提高商业银行应对经济周期稳健度的重要法宝，共同构成了银行业金融机构规避风险的最前端防线，为我国银行业成功应对危机和挑战，打下了坚实基础。
刘明康坚持监管机构所用的监管工具应当简单有效，不应该过于追求复杂而不管用的模型，不应该过多依赖和迷信外部的评级。中国的这些做法和经验已经在实践中经受了检验，并且在对这场金融危机的反思和金融变革中获得了国际同行的普遍认同。
证监会：将积极推进国际板建设
反思这影响深远的国际金融危机，一个重要的共识是推动世界经济全面复苏和可持续增长，必须转变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金融改革。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表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主要教训之一是，不能只关注单个金融机构、单个市场的风险，还必须高度关注风险在各个金融市场，各个子系统，以及国际金融市场体系之间的传导和反馈的效应。
尚福林强调，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和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国际经验表明，发展资本市场与建设金融中心密不可分。目前，上海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资本市场体系，这必将对完善市场运行机制，深化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中国证监会将继续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合作，一如既往地全力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推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与金融中心建设之间的良性互动。
他透露，未来要积极拓展资本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满足经济社会多元化的投融资需求，包括积极推进股票市场体系建设，大力发展主板、中小板与创业板市场，鼓励优质资源向上市公司集中；积极推进国际板建设，研究中关村代办股权转让试点扩大方案；深化新股发行体制的改革，研究推出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后续措施；积极支持优质企业兼并收购境外企业，鼓励有条件的金融机构稳步扩大海外布局，不断提高中国企业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
保监会：外资可发挥更积极作用
随着中国保险市场更加开放，保险公司得以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各种资源，外资保险公司在中国将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这是中国保监会主席吴定富在昨天陆家嘴论坛做主旨演讲时的观点。
吴定富认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年轻的中国保险业来说，是一笔宝贵财富。金融危机不仅是对保险业防范系统性风险的一次现场练兵，也是对保险工作的一次全面检验。更为重要的是，金融危机凸显了不审慎经营和不审慎监管带来的巨大危害，这对中国保险业而言是一次重大的冲击和洗礼，使人们更加深刻认识到保险业的运行规律，即保险业的发展不能脱离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要，保险创新不能脱离经济金融发展的阶段，保险监管不能偏离防风险促发展、保护被保险人利益的目标，保险经营不能违背稳健经营的规律。
他说，一个国家人均GDP从2000美元增至1万美元的过程，是保险业高速发展的阶段。目前，中国保险市场的规模在世界列第6位。这个排名将在未来不断提高，中国将从一个有潜力的新兴市场成长为全球最重要的保险市场之一，中国保险市场将为世界各国保险公司提供广阔的发展舞台。
未来一段时期，切实防范系统性风险，是保险业发展的底线。只有真正守住了防范系统性风险这条底线，保险业才能真正抓住发展机遇，未来一个时期才能真正成为保险业历史上的黄金机遇期。
央行：货币政策仍有弹性空间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的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坦言，要处理好人民币汇率、气候变化等很多敏感问题，不能靠贸易战，而是要通过谈判、合作来解决意见的不一致。他认为，目前中国的各种货币政策都保持着弹性和余地，可以做到松紧有度。针对中国在国际金融机构中发言权的与日俱增，易纲强调，“我们会坚定不移地推动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这对中国有着长期的重要性。”
易纲主张，政策工具必须留有弹性和余地，才能保证政策在关键时刻是有力的。他列举了3个政策已没有弹性的例子，一国货币汇率如果死盯住一种主要货币，那汇率政策就失去了弹性；一国利率如果是零利率，那货币政策也松到头了；如果财政赤字过高，国债余额占GDP比重超过100％，甚至接近200％，那财政政策也用到头了。“这些情况都是我们要避免的。”
他还回顾了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认为宏观经济政策不当、微观上监管不力是最主要的因素，而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1年多来，政府和央行为避免金融危机产生更严重的后果承担了大量债务，而这也正是救市时的大包大揽埋下了金融隐患。他建议从四个方面建立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预警机制和处置机制：一是要明确责任，发挥好财政和中央银行的作用；二是要重视存款保险机制的作用；三是要明确损失的承担者，防范道德风险；四是要加强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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