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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是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开辟这条道路的过程中，周恩来作为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和军事工作的最高负责人，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 tujian.org
（一）批判“左”倾盲动错误，指导全党创建工农红军，实行武装割据 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1927年，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遭到血腥屠杀，白色恐怖极端严重的情况下，周恩来等共产党人高举武装斗争大旗，毅然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共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起义失败后，同年11月周恩来辗转回到上海，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继续领导全党的武装斗争。那时，由于敌人的大屠杀，共产党员已从大革命时的6万多人减至1927年冬的1万多人。但共产党人没有被吓倒，仍前仆后继地奋起斗争。然而，这一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出现了一种盲目暴动的愤激情绪。周恩来发现问题后，及时指出并采取措施纠正。1927年12月6日、24日和1928年1月6日，在中央政治局或常委会上，周恩来针对共青团的盲动情绪问题，先后三次发言批评，指出：如不注意，“青年团将变成冒险主义”，“‘无动不暴’在共青团是一个严重问题”。在此前后，他还代中央起草了致福建、湖北、浙江、云南等省委的指示信，信中批评一些地方不顾主客观条件，盲目暴动的错误倾向，强调暴动是武装夺取政权，必须在工农群众继续不断的斗争发展到最高点，主客观条件具备时才能产生。 tujian.org
在继续指导全国各地的武装斗争中，周恩来尤其强调了武装割据的重要性。1927年底，他指示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坚持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开展武装斗争。他建议中央指示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积极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扩大武装割据局面。1928年1月，他同意贺龙请求，建议中央派贺龙和周逸群去湘鄂边发动群众，建立工农革命军，开展武装斗争，还提出了“依山建军，再向平原发展”的方针。在他起草的中央给广东省委的指示信中提出：“应特重琼崖的割据”，“在暴动割据的局面中，省委要十分注意工农武力的创造”。此后，各地党组织纷纷发动群众，建立工农红军，创建革命根据地。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二）强调“中国与俄国不同”，与共产国际城市中心思想进行抗争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1928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同年2月25日共产国际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除了肯定该议决案指出中国现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阶段、是革命低潮时期、最大危险是盲动主义等正确方面外，对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国情、要求中共在城市和农村同时发动起义的一些思想也进行了抗争。周恩来认为，中国城乡革命形势发展不平衡，敌占城市，力量强大，工人一时难于起义；在乡村，农民占人口多数，敌人力量较弱。他批评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城乡配合好同时发动起义的观点，强调中国“与俄国不同”，在中国形势下，“很适宜的配合是很困难的，要这样必致引到乡村的等待，这是不好的”。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在共产国际指导思想的影响下，许多代表发言，拥护共产国际议决案中的主张，不同意周恩来的上述意见。有的代表甚至尖锐地批评周恩来等人“带有农民意识”，“是农民意识影响一切的策略”。周恩来在发言中据理力争，强调“中国与俄国不同”，必须坚持农村武装割据斗争。他说：“中国革命发展趋势和反动势力的加强，与中国不能统一，以及革命不平衡性，证明中国革命有割据的可能。”并指出：“对于南中国的几省中，目前就应该开始割据局面的准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应该说，在中共六大前后，周恩来能够对当时奉为神圣的俄国城市暴动模式和共产国际的“城市中心”路线大胆提出不同意见甚至直言批评，并连续抗争，这在当时中共领导人中也是不多见的！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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