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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强强联合”、“黄金阵容”、“钻石组合”等等声音时常响在大型晚会和舞台剧发布会现场。一些知名的编剧、导演、舞美、作曲，自然而然成为不少院团争相约请的“香饽饽”，不少戏的编、导、演、音、舞等主创都是外借的，本团演员只是跑龙套，有些名家同时在三四台戏中“挂职”，舞台上、节目单中尽是熟脸和常见的名字。
强强联合削弱了剧目特色
在去年某地举办的一次戏曲节上，30多台参演剧目中，某位导演独揽了10台，而11台新戏的作曲皆由同一位作曲家“捉刀”。主创人员和戏曲名角的跨团合作，一时间成为圈内人士和戏迷们议论的焦点。
这一做法对艺术生产造成的负面影响或者说潜在的害处不容忽视。正如文艺评论家毛时安所说，中国的舞台剧创作已逐渐形成了“创作垄断群体”，某些导演和他们的“御用团队”一起编织着“利润流水线”，把新戏的成本节节推高。
“强强联合是块遮羞布，无米之炊竟能烧成艺术盛宴。”一位名叫“梧桐”的网友发出这样的质疑，“当前不少院团都在比擂台、博大奖，其实一半以上的院团连个拿得出手的阵容都凑不齐，人力、物力、财力严重透支啊。”相对于那些四处穿梭、无所不能的名编、名导、名演员们来说，素有“巴山鬼才”之称的魏明伦则显得有些另类。他在戏剧领域先后任演员、导演、编剧迄今50余年，却一直默默耕耘着自己的川剧之田。用他的话说，“让我去编、导、演其他剧种，我不知道会弄出个什么惨不忍睹的样子来。”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中国戏曲学院特聘教授谢柏梁在戏剧圈多年，他经常看到同一编剧的同一剧本以不同面貌上演，同一导演的同一作品以不同剧种的形式在各地呈现，创作理念和戏剧场面都似曾相识，已形成自己对自己的重复、抄袭和沿用。在他看来，人不是万能的，更不能包打天下，强强联合模糊了剧种界限，削弱了剧目特色。
早在5年前，中国戏曲音乐学会副会长、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汪人元就针对戏剧院团“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现象表示过忧虑。今天看来，他的这种忧虑绝非杞人忧天。“之所以会出现‘文化包工头’现象，主要原因在于人才的匮乏。”由此，“那些蜻蜓点水、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飞行导演’们便频频出手，但疲于奔命自然无法持续拿出征服观众的‘干货’来，常见的景象是豪华包装和明星堆砌，这样势必会进一步导致院团的人才流失和剧目艺术价值的下降。”汪人元说。
盲目冲奖不符合科学发展观
“现在大家都盲目冲奖，谁来耕耘本团的艺术之田？”汪人元说，“催生‘文化包工头’现象的另一个原因正是由于不少剧院追求剧目获奖，把获奖作为唯一证明艺术成就与价值的标准，这说明我们的价值评估体系出了问题，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戏剧评奖’被‘政绩工程’‘劫持’了。”北京市剧协秘书长杨乾武一针见血地指出，“‘戏剧评奖’从上世纪90年代起逐渐演变为‘评奖戏剧’，一批被认可了的明星主创垄断了戏剧舞台，最终演变成为‘文化包工头’”。 tujian.org
据了解，一台剧目背后有强大的利益驱动。剧目获奖后，所在的院团特别是一些小院团除了赢得殊荣外，院团还能由此获得一大笔奖励经费，院团长及其院团主管部门的领导也可在其“政绩簿”上大书一笔，这样的奖励对于当前资金上捉襟见肘的院团和主管部门的领导显然是极具诱惑力的。当然，这其中也不排除有真正想干一番事业的戏剧人。
河南省豫剧二团决定将中国古典名剧《赵氏孤儿》改编成豫剧《程婴救孤》时，团里的账面上只有800元，为了筹资创排这个剧目，二团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筹集到70万元资金。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排练，《程婴救孤》获得全国多项大奖。2007年，河南省政府奖励豫剧二团100万元，同时对《程》剧有功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话剧《立秋》是山西省话剧院建院50多年来投资最大、创作阵容最强的一部作品，该剧演满100场时，山西省委、省政府给予剧组20万元的奖励。
据了解，新疆一个剧团为了创排一部戏参加一个全国性的戏剧节，将团里10万元的家底全部押在了这台戏上，并约请戏剧界知名人士“操刀”。团领导无奈地说：“不拿奖回去没法交代啊！”
如此兴师动众，如果能如愿捧得奖项归倒也心安理得，就怕一切努力付诸东流。据观察，近年来的舞台剧创作可谓几家欢乐几家愁，因贪大求洋、花费巨资而被拖垮的剧团不在少数。 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创作者患上的“精品焦虑症”
有人呼吁要坚决铲除“文化包工头”现象，不然将危及到整个文化生态的平衡。对此，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傅谨评论说，“文化包工头”就好比经济领域工程建设的包工头一样，不能对其进行简单的斥责。在改革与完善多元化艺术评价体系的同时，要切实地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
何以这些腕儿们打着“飞的”创作的作品仍然能频频获奖？那些平时非常贫困、需要勒紧裤带过日子的剧团，何以能够将巨额创作经费支付给“御用导演”的创作团队，而不受监督与批评？归根结底，只要剧目获奖，所有争议就会被平息，黑幕就会被掩盖。更不用说支付给名导演的创作经费部分向决策者回流，以至于“穷了庙宇富了住持”。
近日备受争议的“文化包工头”现象在文化圈引起强烈反响，处在“漩涡”中的焦点人物、戏剧评论家、院团长纷纷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一场“文艺争鸣”由此展开。戏曲作家罗怀臻甚至提出，能否试着办一届不评奖的艺术节？
事实上，早在十几年前，毛时安就曾敏感地注意到“文化包工头”现象，他发现每到重大节庆活动，编、导、舞、美、音人才奇缺时，这批明星主创的价码就都随行就市翻得很高，形成以导演为首类似建筑市场的“包工头”，有些艺术家的出场费甚至超过了国际市场。“由于当前文化生态土壤贫瘠，人才后备力量不足，一些资源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形成供需关系的巨大失衡和价格扭曲，由此滋生艺术家们漫天要价，贫困剧团将巨额创作经费支付给某些大导演，几十万的要价相当于一个中小型企业将近一年的收入啊！”毛时安感概地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不能把造成‘文化包工头’现象的症结简单地归罪于评奖，奖还是要评的，因为全世界都在评奖。”毛时安说，问题的症结不在评奖行为本身，而是把评奖与政绩简单地挂上了钩，错误地把评奖作为了考评文化项目的指标。
“我们的许多文化工作者都患上了‘精品焦虑症’。”毛时安最后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甭管有实力没实力，动辄就搞精品，请大腕，没有考虑到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文化在社会前进中有其发展定力，要在充满自然竞争的生态环境中发展，不能过分地拔苗助长。他认为只有我们的文化人保有沉稳的创作心态，培植良好的文化心态和文化生态，才能从根本上杜绝“文化包工头”现象。
“‘文化包工头’现象值得批评和反思。解铃还需系铃人，我们的主创到了该深刻反省和加强自律的时候了。”谢柏梁说。 (来源: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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