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31日是第24个世界“无烟日”，也是卫生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要求修订《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实施“满月”的日子。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6日发布《2011年中国控制吸烟报告》，坦承中国禁烟面临诸多挑战和难题。
连日来，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在多个城市走访发现，公共场所禁烟效果的确不尽如人意。
“国家禁令”不敌“烟民口令”？
记者调查发现，今年5月1日卫生部实施“禁烟令”之前，有的地方政府已经颁布控烟法规：杭州2010年实施“控烟细则”，广州2009年推出了号称“史上最严”的控烟条例，规定餐厅、网吧、公园、车站等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记者分赴各地走访发现：
——广东省汽车客运站购票大厅，空气中飘着的不仅有汗味、各种行李味，还有烟味。购票厅吸烟督导员吴仁顿说：“每天遇到在大厅里吸烟的不少于20个，有人经提醒后自觉去吸烟区，遇到不听劝导的也只能叹气，甚至有人刁难问条例在哪儿。”
——浙江新昌高速公路服务站自助餐厅，虽然门前摆放了“禁止吸烟”的黄色醒目标志，但餐桌上都摆放了烟灰缸。记者问：“可否在此吸烟？”服务员一脸茫然：“你抽好了，没人管你。”
——杭州星速网吧，几个沉浸在游戏世界中的青年旁若无人地吞云吐雾。问：“怎么不制止？”网吧一工作人员：“我们只能劝一劝，他们不听也没办法，又不能罚他们钱或者把他们赶走。”
——杭州文三路一家川菜馆，觥筹交错中烟雾缭绕。饭店周老板说：“现在餐饮业竞争很激烈，我们这里如果不让吸烟，谁还愿意来啊？”
无可否认，禁烟法规实施也取得一些效果。杭州市卫生局副局长周智林说，杭州控烟一年来，吸烟人数比例下降了2%，公共场所控烟效果最为明显的是行政机关、医疗机构、学校等。
有禁无罚：“禁烟令”难以操作？
一些部门执法人员反映，卫生部的“禁烟令”，只规定了公共场所禁烟，却未规定任何处罚措施。
有的法律人士认为，缺少惩罚措施，会影响法律的威慑力，“因为违法成本太低，甚至没有成本”。
浙江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张效羽说：“缺少有力的法律依据和法律责任认定，要想发挥规范作用是很困难的。”
广州市26日对外通报控烟阶段总结，承认对于个人违法吸烟的执法，存在公众劝阻缺失和执法取证难问题，而当日主管部门的通报中也未见任何有人因违法吸烟被罚的信息。
事实上，广州控烟条例制订之初，就确立了一个包括卫生局、公安局、教育局、市地铁总公司等15个部门分工负责的控烟管理体制，声势浩大。随后遭遇了公共场所“禁烟难”的尴尬。有人戏言“一支烟”难倒了15个部门。
“公共场所禁烟，除了对消费者执行外，在烟草生产、销售、税收等环节还要有配套措施，‘禁烟令’才不会变成‘一纸空文’。”浙江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小章说。
烟草部门的统计显示，2010年我国烟草行业实现工商税利6045亿多元，同比增加876亿多元，增长16.95%。
“吸烟危害”不敌“烟草利税”？
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目前吸烟人数已超过3亿，遭受二手烟危害的非吸烟人群高达7.4亿，每年有120多万人死于烟草相关的疾病，超过因艾滋病、结核、交通事故以及自杀死亡人数的总和。
“吸烟危害”不可谓不深，但“公共场所不能吸烟的观念并未深入人心，公众对此淡然处之，缺少了这巨大的社会力量，有关部门的单一执法显得力不从心。” 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和人口学研究所副所长梁理文说。
他说，“禁烟难”问题涉及减少烟草需求与增加烟草供给的矛盾，由于烟草行业可为地方政府带来可观的税收，加上烟草行业本身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控烟行动可能带来的“负效果”会削弱一些“利益攸关方”的积极性。
也有专家认为，社会文化和思想意识问题才是“禁烟难”的深层次原因。梁理文说，“烟搭桥，酒开路”，在中国的社会习俗里，“拉关系”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就是抽烟，递上一支烟，陌生人也能掏心窝子说话，而且在不少应酬场合，香烟更是不少人士“联络感情”的重要物品。
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和人口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邓智平说，香烟文化已渗透到社会每个角落，积弊很深，非短时间可以消除。“而且一些时候吸烟者处于强势，比如在餐馆，顾客是店主的衣食父母，很难让顾客不吸烟。从根本上说，文明意识和公共道德的缺失，是公共场所禁烟难的一个重要原因。”邓智平说。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调研中心主任杨建华说，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不仅表现为公共场所“禁烟难”。如“限塑令”已经实施多年，可是塑料袋这一白色垃圾仍然大行其道。这些现象表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的滞后，遵守法律是公共道德的下线而不是上线，法律不被遵守，大国崛起从何谈起？（记者 吴涛、商意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