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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移师北上。根据敌情的不断变化，毛泽东等采取高度灵活的运动战方针。1月29日，红军经土城、元厚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2月18日起又挥师东进，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河，重入遵义，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取得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3月中旬，红军在茅台三渡赤水河，再次入川。随后，又出敌不意地于3月21日在太平渡、二郎滩四渡赤水河，南渡乌江，佯攻贵阳。乘云南敌军增援贵阳之际，直插云南，威胁昆明。然后红军又向西北方向急进，于5月初巧渡金沙江，完全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巨大威力。

5月，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在此以前，1934年11月，红四方面军在巴中县清江渡召开会议，确定向西进攻，在川陕边界扩大根据地的方针。遵义会议后，1935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曾电告张国焘令红四方面军向西进攻以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上。3月底，红四方面军主力经过激烈战斗，胜利地渡过敌军严密封锁的嘉陵江，造成了极为有利的形势。但张国焘却于4月擅自放弃川陕根据地，渡过涪江，5月渡过岷江，到达理番(今理县)。6月，红四方面军一部到达懋功(今小金县)。

5月，刘志丹、谢子长(谢子长已于1935年2月11日因病逝世)创建的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一部和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在陕北安定会合，在刘志丹的统一指挥下，粉碎了敌人对陕北的第二次军事“围剿”，使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9月中旬，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与来自陕南的红二十五军会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

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由于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顺利进入四川省凉山彝族地区。下旬渡过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接着又翻越了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6月12日，一、四方面军前锋部队在懋功东南的达维地区会师。两支红军主力的会师，大大增强了革命的力量。14日，两军在懋功地区召开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根据会师后的形势，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张国焘与中央方针背道而驰，主张向川康边退却。为了统一战略方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明确指出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以便领导和推进全国抗日运动。不久，中共中央为了全军的团结，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

5月，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在华北制造事端，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要求。7月，日本华北驻顿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与国民党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达成协议(习惯上称“何梅协定”)，攫取了中国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

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个宣言对推动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8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继续对张国焘进行耐心的说服工作，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会后，党中央根据8月3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制定的“夏(河)洮(河)战役计划”中提出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的意见，决定左、右路军在党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下，共同北上。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率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红军总政委张国焘、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左、右路军分别从卓克基、毛儿盖等地出发，经过艰苦行军，跨过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于8月下旬先后抵达阿坝和巴西地区。

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红军的战略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夏洮战役后的行动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决定》批评了张国焘企图使红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僻地的错误主张，号召红四方面军团结在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作斗争，坚持北上方针。

9月8日，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擅自命令右路军南下，分裂和企图危害党中央。叶剑英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立即报告毛泽东。为此，中央政治局在巴西召集紧急会议，决定迅速脱离险区，率领一、三军单独北上。12日，党中央又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即高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毛泽东《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会后作出《关于张中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再次电示张国焘要他改正错误，率领部队北上，但张国焘却顽固地坚持其错误主张，率领左路军和右路军中原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南下，并于10月间在四川省马尔康县卓木碉公然另立中共中央。朱德、刘伯承等坚持全党团结，在艰难的处境下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主义错误进行斗争。朱德早在阿坝张国焘所召开的干部会议上就严正指出：“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9月，俄界会议后，党中央率领红一、三军继续北上，迅速突破甘肃南部的天险腊子口，翻过岷山，占领哈达铺。这时根据俄界会议决定，将一、三军和军委直属队改编为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榜罗镇召开会议，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10月19日，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至此，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结束。中共中央及时纠正了陕北肃反中的错误，释放了刘志丹等一大批被错误拘捕的干部，挽救了陕北的党、红军和革命根据地。

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抗日救国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抗日反蒋。本年10月间，日本曾指使河北香河汉奸暴动，占领县城。11月，又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而国民党政府则指派宋哲元等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翌年1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正式发表侵华“三原则”，即(一)中国停止反日运动和放弃依赖欧美主义，努力中日提携；(二)承认“满洲国”；(三)中日“共同防共”。这些事件表明日本军国主义灭亡中国的计划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11月，红军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直接指挥下，在陕西直罗镇全歼国民党东北军一Ｏ九师，接着又在张家湾地区歼国民党东北军一Ｏ六师一个团，彻底碎粉了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给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12月6日，为了适应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在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改变对富农的策略问题，并作出《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决定指出，对于富农只取消其封建式剥削的部分，其他经营的土地、商业和财产不予没收；苏维埃政府应保障富农扩大生产与发展工商业等自由。

12月9日，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北平爱国学生数千人，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和组织下，冲破国民党政府的恐怖统治，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喊出了“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16日，北平学生和市民1万多人，在天桥召开市民大会。会后，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一二九”运动获得了全国人民热烈的支持和声援，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的新高潮。

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陕西省安定县瓦窑堡开始举行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刘少奇、邓发、张浩(林育英)等人。23日，通过《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和“扩大红军”的方针；同时，提出了抗日游击战争在战略上的重大作用。25日，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后，毛泽东于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决议和报告指出了在新的形势下，不仅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广大知识分子是坚决抗日的基本力量，而且充分说明了民族资产阶级也有与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即使是地主买办营垒，也可能发生分化。党的基本策略是“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必须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同时要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