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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作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把中间派别断定为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提出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决定在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中心是开展工人的罢工斗争，以响应配合红军的行动。并指示红一方面军“首取赣州”。1月1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进攻赣州的训令。从2月4日至3月7日，历时33天，赣州久攻不克，红军反遭重大伤亡，丧失了扩大根据地和红军的有利时机。
1月28日，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发动进攻。国民党驻军第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影响下，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奋起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市日本纱厂工人举行罢工，动员各界群众大力支持十九路军抗战。2月中旬，张治中率领第五军的部分部队到上海与第十九路军共同作战，但是蒋介石国民党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极力破坏淞沪抗战，镇压抗日运动。5月5日，国民党政府代表与日本签订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在上海至苏州、昆山地区无驻兵权。但日军可在上述地区驻“若干”军队。5月2日，上海各团体联合会通电全国，反对国民党出卖上海。9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出通电反对《淞沪停战协定》。23日，国民党政府军委会下令调第十九路军到福建“剿共”。
2月3日，茅盾、鲁迅、叶圣陶、郁达夫、丁玲、胡愈之、陈望道、冯雪峰、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等4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愤怒斥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文化团体支援中国抗日斗争。
2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发表为取得上海战争的胜利告全国民众宣言，不仅拒绝同抗日的反蒋的各派势力进行联合，而且提出成立一个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并由革命军事委员会召集工农兵和其他劳苦民众的代表会议，建立民众政权的“左”倾错误纲领。
3月，湘鄂西的红军第三军(由红军第二军团改编)在襄北作战，粉碎国民党军队的“清剿”计划，共歼敌两个旅一个团六个营。随着军事斗争的胜利，红三军发展到15000余人。
3月中旬，赣州战役后，中共苏区中央局在赣州东北的江口召开会议，讨论中央红军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提出红军应集中力量向敌人统治比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地形条件比较有利的赣东北方向发展，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广大地区发展革命战争的正确战略方针。然而中央局多数人坚持临时中央的主张，力主红军主力夹赣江而下，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为此，决定将中央红军分成东路军(红军第一、五军团)和西路军(红军第三军团)。
是年春，刘少奇因坚持正确的工人运动的策略方针，被临时中央指责为“一贯的机会主义路线”，被撤销中央职工部和全国总工会的领导职务。在这以前，刘少奇曾同“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领导者在工人运动的策略问题上发生激烈的争论。他不赞成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组织赤色工会，反对不顾客观条件而硬要进行工人群众的斗争，主张利用一切合法的机会开展工人运动。
4月20日，由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组成的东路军攻占漳州，俘敌1600余人，缴枪2000余支、飞机两架及其他大量军用物资，并筹得大批经费。
6月，临时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通过《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关于北方各省职工运动中几个主要任务的决议》。在这些文件中，临时中央不顾主客观条件是否可能，竭力批判所谓“北方落后论”，要求在山西、河南、河北，甚至东北三省通过发动兵变和工农运动，立即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
7月，蒋介石顽固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纠集50万兵力，分左右两路向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军事“围剿”。由于红四方面军在前几次反“围剿”中连续取得重大胜利，加上红三军在襄北作战的胜利，直接威胁武汉，所以敌人用30多万兵力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用10多万兵力进攻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进行了抗击，8月在七里坪给敌以重创。由于张国焘在战略指导上的错误和在苏区推行“左”的政策，以及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虽英勇奋战两个月，歼敌上万人，但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10月10日，中央分局在黄安的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2万余人撤离根据地，向西转移。留下的武装重建二十五军坚持斗争。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红三军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指导下，虽英勇反击，但终未打破敌人“围剿”，于10月退出洪湖地区，向湘鄂川黔实行战略转移。
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了贯彻执行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并讨论如何应敌的问题。毛泽东在2、3月间曾反对红军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在赣州战役失利后，他不赞成向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方向发展，而主张向敌人统治较弱、党和群众的力量较强的赣东北方向发展。会议批评了毛泽东的这一正确主张，他被指责为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纯粹防御路线”，并且把在历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也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会议要求红军在敌军合围未成之前主动出击，以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会议无视周恩来提议上毛泽东留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意见，不顾王稼祥、朱德的反对，排挤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会后，“左”倾领导者调毛泽东专做政府工作，接着又撤销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而要周恩来兼任这个职务。
12月，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当时只有第二团)。翌年11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又决定将这支主力红军和一部分游击队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它是陕甘边根据地的一支骨干力量。
12月，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发表宣言，争取人民的民主权利，要求国民党政府释放政治犯，废除非法拘禁和酷刑等。 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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