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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1日至16日 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因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又称“怀仁堂碰头会”。在这次会议和稍前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上，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对与会的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大义凛然、针锋相对的面对面斗争。这场斗争被诬称为“二月逆流”。斗争涉及三个原则问题：第一，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叶剑英质问张春桥：“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的体制，不经过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并嘲弄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式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谭震林提出要张春桥保陈丕显，张说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气愤地斥责说：“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要党的领导……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蒯大富，是个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谭震林拿文件，穿衣服便要退出会场，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第二，搞“文化大革命”应不应该把老干部都打倒。叶剑英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李先念说：“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95%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逼供信。”谭震林说：“我不是为自己，是为整个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第三，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保持军队的稳定。在2月14日下午的碰头会上，叶剑英站起责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激愤地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军队这样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2月17日，谭震林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斥骂江青“真比武则天还凶”、说他们“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他们有兴趣的是打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表示，“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由于江青等人作了歪曲事实的汇报，2月18日晚，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老同志，指责他们是搞复辟，搞翻案。从2月26日至3月18日，在怀仁堂召开了7次“政治生活会”，批判这些同志，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二月逆流”加罪于他们。全国掀起“反击复辟逆流”的恶浪，更大规模打击迫害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宣布，由于“二月逆流”案件受到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到牵连和处分的所有同志，一律平反。
2月19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意见》规定：从3月1日起，中学师生停止外出串连，回本校边上课边闹革命。中学师生分期分批军训。整顿红卫兵组织“联动”、“红色恐怖队”这类反动组织一律解散。中学课程主要学习毛主席著作、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批判资产阶级的教材和教学制度，并复习数、理、化、外语和必要的常识。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师生员工必须予以平反。
5月15日，中国外交部负责人召见英国驻华代办，面交中国外交部声明，最紫急最强烈抗议香港英国当面对香港中国工人和居民的暴行，声明指出，5月6日下午新蒲岗人造塑胶花工厂中国工人为反对资方加重剥削进行斗争，香港英国当局竟出动武装警察和“防暴队”对该厂工人和其他中国居民进行镇压。事后逮捕了前往香港警署抗议的工会主席和工人代表。11日下午，香港英国当局再次出动大批武装警察，多次使用警棍、防暴枪、催泪弹，并开来军车和直升飞机，对赤手空拳的工人进行更大规模的镇压，逮捕了很多人。对此，我国外交部向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6月17日 我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
7月至9月 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对“文化大革命”问题作了一系列谈话。他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的这么广泛，这么深入。乱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他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他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要解放一批干部。同时提出，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
8月5日 《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毛泽东的《炮打司令——我的一张大字报》；并发表社论《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社论提出，在当前的形势下，只有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倒批臭中国赫鲁晓夫在军内的代理人彭德怀、罗瑞卿之流，才能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继《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之后，《人民日报》的这几篇社论，对全国出现的“揪军内一小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9月1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严禁抢夺国家物资商品，冲击仓库，确保国家财产安全的通知》。《通知》说：有些地方不断发生抢夺国家粮食、现金、物资，冲击仓库和拆毁机器设备的严重事件，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违法行为。《通知》要求：（一）必须坚决贯彻执行1967年6月6日的《通令》，坚决制止抢夺国家和集体财产。（二）对己发生的抢夺国家财产的事件要严肃处理，抢夺的国家财物要一律追回，首恶者要严办。（三）人民解放军、公安机关不和“革命群众组织”要对保护国家仓库、金库、物资、财产的安全负责，不准冲击、砸抢国家仓库、金库、油库、冷库、营业场所和生产企业。（四）对外出串连的群众，要动员回去就地闹革命，要遵守劳动纪律，坚守生产岗位。（五）因武斗造成停产的单位，从停产时起到恢复生产之日止，一律停发工资。
10月1日 印度侵略军越过中国——锡金边界卓拉山口，进入中国境内，向中国边防部队发起进攻，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外交部第一亚洲司负责人，紧急召见印度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沙梯，就印度军队越过中国——锡金边界进行武装挑衅的严重罪行，提出强烈的抗议。
10月1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通知，决定全国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逐步提出教学制度和教学内容的改革方案。大、中、小学校都要立即积极筹备招生事宜。此后，各地中、小学陆续复课，一些大专院校也先后复课。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11月26日，又发表社论《再论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人民日报》10月30日转摘《长江日报》10月22日社论说：“复课闹革命的中心是闹革命。当前复课闹革命，主要是以‘斗私、批修，为纲……特别要狠抓本单位的斗批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主课。不少大专院校、中专学校因搞运动并未真正复课，或短期复课后又停课。
10月27日 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抗议印度尼西亚政府中断两国外交关系。声明说：1967年10月1日，印尼反动政府又一次出动大批反动军警和1000多名暴徒，武装袭击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枪伤和打伤中国临时代办和大使馆全部人员。这是两年以来的第43次武装袭击，是国际外交关系史上少有的法西斯暴行。
1967年至1969年 由于“文化大革命”动乱加剧，全面内战爆发，生产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国民经济处于半无政府状态，工业生产普遍下降，财政出现赤字。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减少9.6%。其中农业增长1.6%，工业减少13.8%。主要产品中，粮食4356亿斤，比上年增长76亿斤；棉花4708万担，增长34万担；钢1029万吨，减少503万吨；原煤2亿600万吨，减少4600万吨；原油1388万吨，减少67万吨；发电量774亿度，减少51亿度；棉纱745万件，减少118万件。铁路货运量4亿2140万吨，比上年减少1亿2010万吨。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完成125亿元，加上地方自筹等为140亿元，比上年减少69亿元。新增固定资产71亿多元。年内新增职工72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5.6%。社会商品零售额770亿5000万元，比上年增长37亿7000万元。进出口贸易额112亿2000万元。国家财政收入419亿4000万元，支出441亿9000万元，财政赤字22亿5000万元。
1967至1969年 林彪、江青一伙及其帮派体系骨干，把1946年2月吕正操、万毅、张学思、贾陶、栗又文、于毅夫等42人，根据1945年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经延安新华社联名通电蒋介石要求释放张学良一事，诬陷为“经过长期预谋，妄图叛党投敌的一起重大反革命案件”，并制造了“‘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90多人的冤案。其中副省长以上12人，省直部、厅、局级干部36人，全国政协委员7人，省政协委员17人。张学思、贾陶、车向忱、陈先舟等被迫害致死。 tuji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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