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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刘震云出版小说《我叫刘跃进》时，接受本报独家专访，占去我们四个整版。该聊爽了吧？没有。这一结论，是在他马上又要推出新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之际，我们又坐在一起说起话来后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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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文字是对这次谈话的不完全记录。这里的每一句都和小说里的一万句有关联但不交叉。而且，就算你还没读过这部小说也不要紧，刘老师干的就是 “语言煽动”的活计。当然，从数量上，这里的一句顶小说里的一万句，冒了。(北京晚报记者 孙聿为)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就是说句知心话 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记者：去年我们聊《我叫刘跃进》的时候，你说了不少，今天聊《一句顶一万句》，你不会一句话就全说完吧？《一句顶一万句》你说的什么？ 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刘震云：两个杀人犯。一个人特别想找到另一个人。找他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想告诉他一句知心的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记者：是先杀了人，然后想找另一个人说句知心话？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刘震云：不是真杀人。在生活中真杀了人，就成了特殊群体。人物身份的特殊性，在作品中是最忌讳的。我说的是心里杀人。 tujian.org
记者：心里杀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刘震云：如果从心里去考量，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杀”过许多人。“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这人如行尸走肉。”“那人，早该毙了他！”“我恨死你了！”或干脆：“去死吧！”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在心里杀人了。比这些更可怕的是，许多人在心里还杀死过自己的亲人，如《一句顶一万句》中的主人公，杨百顺和牛爱国。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记者：就是这类话一句顶一万句？“一句顶一万句”，这是林彪说过的话，怎么好拿它做作品的名字？ 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刘震云：林彪说这话的时候是1966年，事隔43年，我今天说这句话，跟林先生是话同意不同。他指向的是政治，我指向的是生活。他说的是句恭维话，为了恭维毛主席，我这部作品中的人物，皆是卖豆腐的、剃头的、杀猪的、贩驴的、喊丧的、染布的、开饭铺的，还有提刀上路杀人的……我对他们说的，是一句知心话。或者，我把大人物之间虚与委蛇的恭维话，转成对身边朋友的饱含深情的话。 tujian.org
记者：可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刘震云：从林副主席到我，是那么幼稚的人吗？放到政治和恭维的层面，这话有些荒唐；林副主席说这话时，有他的政治需求；一人之下，一步一趋，恭维话说得也言不由衷；但抛开政治和恭维的层面，把它沉入到生活中，却是一句值得深思的话。还有，我现在说的这句顶一万句的话，并不是一句深刻的哲理，而是朋友间一句家常的话，一句温暖和知心的话。这话本来知道，无非世事繁杂，忘记的时间太久了，突然听朋友说起，不禁泪流满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记者：你指的是情感的层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刘震云：就算是理性的层面，“一句顶一万句”，也不是林副主席和我的发明，这意思古来有之，已被人说过几千年。譬如讲：“一智能破千年愚”，“一语定乾坤”，说的都是“一智”、“一语”的重要。还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十年书读下来，能读到多少话？但不如十年后一席话来得重要。一是说这席话如醍醐灌顶，二是说起码有十年白活了，学来的，每天说的，全是废话。 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不但是一个人，就是放到许多民族头上，几十年说的，是不是全是废话？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就是放到今天，“一句”“一万句”和“顶”字，也是我们每天运用的。在网上放一贴子，马上有人来“顶”，有人“顶”的是好话，有人“顶”的是坏话。不过是一万句“顶”一句罢了。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跟“知识分子”不是一类人 tujian.org
记者：我们不在书名的意义上纠缠了，反正你起的书名，都够怪的。如过去的“一地鸡毛”、“一腔废话”、“温故一九四二”、“我叫刘跃进”，都不按常理出牌；特别是你的故乡系列，故乡之“天下黄花”、“相处流传”、“面和花朵”，初看上去让人一头雾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算是明白的吧？我总想，相对于书的内容，书的名字应该是一块冰，掉到水里也就是书的内容里，能溶化，而不是一块石头，在水里还是石头。可能我想到了，一直没做好，没找到那一句，还淹没在一万句里头，对不起大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记者：书中的两人主人公，杨百顺和牛爱国，头上都戴着“绿帽子”。如果说杀人犯是心里杀人，“绿帽子”可是实实在在，算不算一种特殊的标志？ tujian.org
刘震云：“绿帽子”和“杀人”可不一样。清平世界，朗朗乾坤，杀人是一种偶然；如果每天满街在杀人，肯定是起了战争；但每天街上“绿帽子”满天飞，大家却习以为常。再说，杨百顺和牛爱国戴“绿帽子”，原因并不在杨百顺和牛爱国身上，而是他们的老婆出了问题。但我想说的不是这个，接着再往下探讨，杨百顺和牛爱国发现，“绿帽子”只是个表象，看似是男女间的事，根子却不在这里，而是因为他们跟他们的老婆之间没话，老婆与给他戴“绿帽子”的人，倒能说到一起。偷汉子的女人和奸夫，话语如滔滔江水。说了一夜，还不停歇：“咱再说些别的？”“说些别的就说些别的。”从有话无话的角度讲，给他戴“绿帽子”的两个人，做得倒是对的。自己的“绿帽子”，原来是自个儿缝制的。当他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从腰里拔出刀子，又掖了回去。这是他们与武大他兄弟等人的区别。也是他们离开故土和亲族，出门流浪和漂泊的原因。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记者：你是在给西门庆和“第三者”平反吧？ tujian.org
刘震云：角度不一样啊。一个是性的角度，一个是话的角度。性是形而下的，话是形而上的；找性容易，找话就难了。俗话说得好，一个人找另一个人难，一句话找另一句话更难。流浪和漂泊也分两种，一种是离开故土和亲族，从熟悉的地方，到陌生的地方去；一种是从熟悉的“精神”，到陌生的“精神”去。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记者：精神的流浪和漂泊，这是《一句顶一万句》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但其他作品认为，精神的流浪和漂泊是一种高级的精神活动，大都发生在知识分子身上，而你作品中的人物，皆是些卖豆腐的、剃头的、杀猪的、贩驴的、喊丧的、染布的、开饭铺的，他们无一例外，精神上也都在流浪和漂泊。你这种高级“精神”与低等“身份”的巨大转移，出于什么动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刘震云：原因很简单，我不认为我这些父老乡亲，仅仅因为卖豆腐、剃头、杀猪、贩驴、喊丧、染布和开饭铺，就没有高级的精神活动。恰恰相反，正因为他们从事的职业活动特别“低等”，他们的精神活动就越是活跃和剧烈，也更加高级。还有，“知识分子”的概念如何界定？读了几本书，就成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但要“知”，还得有“识”，得对这个世界有新的发现。大部分的“知识分子”，不过是“知道分子”罢了。有时候读他们十年书，还不如听卖豆腐的、剃头的、杀猪的、贩驴的、喊丧的、染布的、开饭铺的一席话呢。“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说的还有这层差别。 tujian.org
何况，我说的这种流浪和漂泊，是有现实依据的，它就发生在我的亲人和亲族身上。他们都是劳动大众，不是“知识分子”。我的外祖母生前告诉我，她有一个叔叔，一辈子没娶上老婆，跟家里的一头牛成了好朋友。有一天这头牛死了，叔叔三天没有说话。第四天凌晨，他拍他嫂子也就是我外祖母她娘的窗户：“嫂子，我走了。”我外祖母她娘忙说：“他叔，天还这么早，你去哪儿呀？”屋外就没了声音。待我外祖母她娘披衣起身，院子里一片月光，叔叔就不见了。四乡八镇都找了，所有的井也打捞了，不见叔叔的身影。他不知流浪和漂泊到哪里去了。仅仅是对牛的去世伤心吗？大概是在熟悉的故土找不到话了吧。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表达这种精神的流浪和漂泊，我除了要“愤怒”和“反动”一下“身份”，还想“反动”一下“时间”。许多知识分子都认为，精神的流浪和漂泊，发生在特殊时期，或因政治因素，或因宗教因素，或因社会因素，或是前三者导致的极而言之的战争时期，总之是特殊时期，如《日瓦戈医生》、《古拉格群岛》、《霍乱时期的爱情》、《哈扎尔辞典》、《我的名字叫红》等。但我认为，这些时期会发生，普通的日常生活，更容易发生。磨豆腐的时候，破竹子的时候，染布的时候，剃头的时候，去杀猪的路上，亲人死去亲人的哭声中，他们剧烈的精神流浪和漂泊，早已使他们变成了另一个人。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记者：这是一个角度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刘震云：不仅是角度问题，还有态度问题。因为许多作家，特别是中国作家，也假装是“知识分子”，他们一写到劳动大众，主要是写他们的愚昧和无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百十来年没变过。采取的姿态是俯视，充满了怜悯和同情，就像到贫困地区进行了一场慰问演出。或者恰恰相反，他把脓包挑开让人看，就好像街头的暴力乞讨者，把匕首扎到手臂上，血落在脚下的尘土里，引人注意。除了这种描写特别表象外，我还怀疑这些人的写作动机。一个站在河岸上的人，“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一个钓鱼的人，怎能体会一条鱼的精神流浪和漂泊？他关心的不是鱼，而是他自己和他自己所要达到的目的。他们找人没有问题，但想找到相互知心的话就难了。更大的问题在于，他们认为重要和强调的事情，我舅舅和我的表哥门认为并不重要；他们忽略和从没想到的事情，却支撑着我亲人们的日日夜夜。他们与街头暴力乞讨者不同的是，乞讨者把匕首扎到了自己身上，他们把刀子扎到了别人身上。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记者：你的意思，你打破了这种“知识分子”的写作？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刘震云：如果这不是嘲讽的话，我还真准备接受。我跟这些“知识分子”，不是一类人。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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