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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部流脓行走过雪山,严明纪律俄语斥李德,共产国际力推毛泽东——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遵义期间的住所
在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有一位带着重伤坐担架走完全程的领导人，那就是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他负伤的肠子整天流脓，又没有麻药和止痛药，可他不仅挺过长征的全程，还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并参与了随后的军事指挥。
几经病危神奇地坚持走完长征
坐担架行军存在的最大危险，便是突然遇空袭时不便迅速隐蔽。别人跑到路边躲藏，王稼祥只能坐在担架上，看着敌机投弹和扫射。过夹金山后，有一次敌机投下的炸弹落到他的担架旁边，主治医生不幸牺牲。过草地遇风雨交加，又没有房屋，王稼祥便打开担架上那块仅有的雨布，让担架员、警卫和卫生员同他挤在一起，用体温相互取暖。不过王稼祥仍在担架上草拟并交待了对敌军宣传和鼓动部队的一些纲要，使征途上的政治工作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
参加长征的王稼祥，是中央领导人中唯一的重伤员，腹腔内的一些弹片和腐骨无法取出。长征途中，王稼祥腹部一直流脓，只好插上一个橡皮管子，使脓液排出体外。由于没有止痛药，只能用盐水消毒，每天换药时往往疼得大汗直流。
长征途中的很多道路都很艰难，到了险要路段，王稼祥为了减轻担架员的负担，经常硬支撑着下来自己行走或骑马。爬雪山时，他就坚持在警卫员的搀扶下走了过来。一次他自己起来活动时，橡皮管子掉进伤口，到贵州时蛔虫还从伤口中爬出，演化成脓败血症并发起高烧。他几经病危，都被抢救过来，身体略有好转又继续坚持工作。
长征到达陕北后，当时美国籍的医生马海德来到红军中。他检查了王稼祥的伤口后，非常吃惊：“这么重的伤，居然能走完长征，要有多么顽强的意志啊！”由于陕北苏区没有根治条件，他被秘密送到上海，1937年春又秘密搭乘轮船去了苏联。到达莫斯科后，医生打开王稼祥的腹腔，发现有掉进去的纱布、橡皮管等遗留物，他们为这位中国红军的领导人能坚持下来而感到惊讶和敬佩。
留学苏联五年担任中央苏区重要职务
王稼祥面容消瘦，总戴着一副金丝眼镜。他是安徽泾县人，在家乡读完小学后又入教会中学。1925年赴沪入上海大学附中并加入共青团，同年10月赴苏联。他留学苏联五年，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在留学苏联期间，他对马列主义有深入的研究，被称为“红色教授”型的人物。
此时的王稼祥没有参加过国内的实际工作，因拥护过王明的教条主义见解，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不过他为人正派，鄙视小集团活动。
1930年王稼祥回国后，翌年4月由秘密交通员护送潜往中央苏区，随后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委副主席。
无麻药经八小时手术担架上与毛泽东达成共识
1933年4月，王稼祥遭遇空袭被炸穿了肠子。他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忍受剧痛经历了八小时手术，以致最后虚脱，当时人称这胜过关公的刮骨疗毒。因为医疗条件差，医生无法取出全部弹片，只好采取保守疗法。
翌年1月，王稼祥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长征出发前，有人主张将他留下，周恩来提出抬也要抬走，并安排了几名身体强壮的战士用担架抬着他上路。王稼祥后来回忆说，随军长征才保住了生命，若留在苏区，沦陷时断无生路。
长征初期，王稼祥看到部队由8万多人减少到3万多人，焦急万分。这时毛泽东因生病也坐担架，他们在同行中不断交谈，都对党和红军的前途极为担忧。王稼祥坦率地表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毛泽东很赞成他的想法，两人商量应该召开政治局会议。
接着，王稼祥去找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闻天，提议撤换当时在党内负总责的博古和指挥军事的李德，改由毛泽东领导，马上得到支持。接着，王稼祥、张闻天二人又找周恩来、朱德和中央其他同志提出这一见解，并得到普遍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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