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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谈远的，就说二十世纪中国吧，壮怀激烈且值得永远铭记的历史时刻很多，而让你我最为怦然心动的，为何偏偏是“五四”？就因为你是青年、是大学生、是读书人、是希望走向世界、是主张民主科学？不，不完全是这样。在《走不出的“五四”？》（《中华读书报》2009年4月15日）中，我曾用三个词来描述“五四”的风采：第一是“泥沙俱下”，第二是“众声喧哗”，第三是“生气淋漓”。关键是，每一种力量都很活跃，都有生存空间，都得到了很好的展现，这样的机遇，其实是千载难逢的。
纪念“五四”三十周年时，解放大军正奔腾南下，新中国即将成立，1949年5月4日《人民日报》第六版上，发表了诸多名人谈论“五四”的文章，打头的是1916级北大国文门学生俞平伯的《回顾与前瞻》。俞文称：“‘五四’当时气势虽然蓬勃，但不久内部在思想上起了分化作用，外面又遭逢反动残余势力的压迫，这些人们虽然想做，要做，预备做，却一直没有认真干（当然在某一意义上亦已做了一部分），现在被中共同志们艰苦卓绝地给做成了。”照俞平伯的理解，这好比是三十年前的支票，如今总算兑现了。
又过了三十年，已成为著名学者的俞平伯，在1979年5月4日《文汇报》及1979年5月《战地》增刊第3期上，发表了《忆往事十章》，怀念“风雨操场昔会逢”以及“赵家楼焰已腾空”；接下来是将“四五”比拟“五四’，称“波澜壮阔后居先”。最有意思的是第十章：“吾年二十态犹孩，得遇千秋创局开。耄及更教谈往事，竹枝渔鼓尽堪咍。”后有自注：“当时余浮慕新学，向往民主而知解良浅。”除了将宏大叙事转化为私人追怀，更将“五四”理解为代有传人的“千秋创局”。
比起许多政治人物的宏论，我更认同诗人俞平伯的立场：曾经，我们以为五四的支票已经兑现了；后来终于意识到，当初之“浮慕新学”，有很大的局限性。但这一点也不妨碍我们对这段“青春岁月”永远的怀想。某种意义上，不仅当年的大学生俞平伯“向往民主而知解良浅”，连大名鼎鼎的教授也好不到哪里去。用今天的眼光来挑剔五四新文化人的诸多毛病，其实并不困难；难的是“同情之了解”，以及批判中的接受与创生。
前两天，北京大学中文系主办“‘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代表们用早餐时，一位参加光大银行会议的银监会官员，自称在国外读书，自我感觉甚好，居然一再追问我：“五四”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还有什么好说的？放着这么多急迫的现实问题不关心，讨论那些陈芝麻烂谷子，你们北大人也太自恋了！面对如此“讲究效率”的经济学家，我真的无言以对。不是说不能诘难，也不是不需要反省，而是这种提问的方式让你啼笑皆非。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一书中，我说过：“与‘五四’对话，可以是追怀与摹写，也可以是反省与批判；惟一不能允许的是漠视或刻意回避。在这个意义上，‘五四’之于我辈，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更是精神。”
为什么九十年间，不断有人热衷于追怀、纪念、阐释“五四”，不仅仅是政党利益或国家意志，也蕴含着许多读书人的梦想与期待。起码在思想文化界，至今仍没有比“五四”更值得我们再三思考、推敲、辩难的“历史时刻”。这么说，不等于神化“五四”，傅斯年、罗家伦等当事人，很快就开始反省当初之热情但浅薄、真诚而偏激。但有一点，阅读校史资料时，我感触很深：同一个北大中国文学门（系），直接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学生（1916、1917、1918级），明显比此前此后的同学有出息，成才率极高。为什么？因为有激情，有机遇，有舞台。依我的观察，各大学各院系大都如此。当初的“同学少年多好事”，以及日后的追怀与阐释，成为其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昔日的口号或学说，早就被后人超越了，但那种追求真理的气势，以及青春激情与理想主义，永远值得你我追慕。
政治立场不同，学问趣味不同，生存处境不同，但面对如此错综复杂、五彩斑斓的“五四”时，你我都觉得“有话可说”。这就行了。因为，对于一代代中国人来说，我们需要挑战，需要对话，需要坚持不懈的“思想操练”。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五四”是罗盘，是磨刀石，是精神标杆，而不是具体的“学识”与“功业”。
在这个意义上，“超越五四”，谈何容易。（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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