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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公安县政府出台“红头文件”规定各单位公务烟使用数量。其中一份指导性计划表中规定全乡各单位年抽烟任务为400条，全县一年计划抽烟23000余条。按每条烟170元的标准计算，全县一年要抽掉近400万元，才能完成任务。未完成用烟计划的单位将被扣减公用经费。
单就一份官方的指导性文件而言，湖北公安县政府部门针对“公务用烟”出台的“红头文件”仍然可圈可点。因为文件避免了民众眼里此类文件泛泛而谈而在具体配套措施与细节上毫无只言片语的“通病”，对于“抽什么烟、抽多少、完不成任务怎么处理”均做出了规定。
然而，事实上却是来自社会四面八方的舆论指责声。“公务用烟”染指纳税人的钱，存在浪费挥霍公共财政资源的嫌疑，“公务用烟”是逼迫正直的人民公仆远离民众，走向“无良”，公务用烟是用行政之手错误干预市场正常秩序的做法......等等，舆论视角迥然不同，但批评和反对却又无疑成了各方意见殊途同归的选择。诚然，在民众看来眼下湖北公安县政府以红头文件“卖烟”很是“雷人”，但笔者简单搜索之后发现，利用“红头文件”卖烟之举却并非孤例。同样的事件在湖北其他地方发生过，在湖北之外的省份也还出现过。或许，我们不仅要问，在明知“红头文件”不能乱用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又为何会三番两次甚至是“乐此不疲”冒天下之大不韪顶风而上呢？
对此，笔者以为原因主要有二，其一，烟草行业是我国税收贡献第一大产业，烟草行业简直可以等同于“真金白银”。既然政府官员的仕途同税收关系甚大，那么，自然就有带给地方政府部门实质上的利益和由此源源不断的卖烟促烟动力。其二，金融危机之下，从外自内，由上到下都因为经济的受侵而变得欢快气氛不在，相关的工作也变的沉重异常。刺激内需，转型经济，调整结构......等等为重启经济引擎的良策虽然科学可取却并非短期可以实现。上级的任务接二连三的下达，但地方政府部门的工作机器虽然已经全副马力却也依然不见明显效果，未能获得意料之中的业绩。上级不满意，民众也埋怨，就业形势依然严峻，经济增收只降不增，多层压力相互叠加，便直接意味着自己的仕途前途难卜。于是乎，红头文件“卖香烟”于是应运而生。否则，笔者相信，若是危机不来，地方政府政府部门虽说“公务用烟”现象盛行，也还宁愿停留在私下；若非危机闹腾，地方政府部门也还愿意大刀阔斧的进行经济改革，按照中央要求，遵循为民健康的基本要求，着手控烟和调整经济结构——毕竟这也是政绩之一，可以实现“双赢”的功劳一件。但危机就这么来了。一切美好设想随之远去，红头文件卖香烟随之而来。或者，理解红头文件卖烟这一行为的个中究竟还可以参照日前“红头文件卖房”的新闻事件。红头文件规定公务员参与商品房的销售其实正是出于地方税收等一系列因素考虑而为。
不过，正如之前有学者明确提出，危机可能使得部分改革停滞不前甚至是倒退的忧虑，今天的“红头文件”卖房事件在笔者看来，同样是危机之下政府部门的“慌不择路”。(作者：小龙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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