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震是设计最起码的要求，是最低的标准，所有关于学校建筑的设计理念都应在此之上谈论
据统计，汶川地震中约有60%的新建房屋和80%的老区建筑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而号称“西南第一大场馆”的绵阳九洲体育馆则在这场灾难中庇护了10余万生命，成为当地最大的避难场所和救灾指挥中心。
九洲体育馆的设计方——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的院长朱小地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这个体育馆之所以能在这场突如其来、近乎惨烈的灾难面前屹立不倒，是因为建筑师们在该项目的方案设计阶段就清醒地意识到如此大跨度的空间结构，必须要在满足设计规范要求的同时主动加强抗震构造。尽管当地属于6度地震设防地区，但建筑师们仍决定按照7度抗震要求进行了设防。这绝非建筑师们的突发奇想，而是依靠这所国有大型设计机构多年来的技术积累和经验储备作出的理性判断。
地震发生后，朱小地带队在第一时间赶赴灾区，配合灾后临时安置用房的规划设计。谈到他所领导的设计院一年来参与灾后重建工作的感受，朱小地说，经过实地探访，建筑师们深刻地感受到灾害随时可能发生，国家和相关设计机构必须加大对建筑抗震、防灾减灾、高新技术等基础性研究工作的资金投入和技术支持，建筑师们则应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进行方案设计，要把自己的职业优势融入到社会需要中去，这当中，国有企业更要担负起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中小学校建筑设计规范》修订内情
在汶川地震倒塌的房屋中，校舍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致使在校上课的学生伤亡惨重。四川省教育厅厅长涂文涛5月7日在发布会上说，经过学校和教育部门核对，“5·12”地震中四川省遇难和失踪的学生共计5335名。
有关部门经过调研指出：一方面地震发生时正值学生在校上课时间，加大了房屋的承重负荷，导致伤亡过重过大。更重要的是，倒塌的房屋大多修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受当时设计、建设能力的局限，房屋跨度间距较大，楼层较高，防震能力较差。此外，由于资金来源不同，学校房屋的修建质量和验收标准参差不齐，防震能力也有所不同。
据了解，我国1987年编制的《中小学校建筑设计规范》（下称规范）至今已沿用了20多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我国教育体制在诸多方面的调整和改变，原有的规范标准已开始显露出一些不适应。2007年该规范的修编工作被正式列入工作日程，仅仅几个月后汶川地震便发生了。
突如其来的灾难亟待一份新规范作为重建工作的指导标准。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修编工作已进行了十几轮的修正和意见征询，建筑师黄汇是规范修订工作的第一主编，她也曾是1987年首次颁布这一规范时的五位主编之一。
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黄汇首先强调的就是“建筑师要在防灾方面领衔”。她说国家编制《建筑抗震设计规范》之所以要请建筑师参与，是因为这其中有1/3的内容是写给建筑师看的。作为一名建筑师必须要在设计过程中提高抗震的意识，因为一旦设计方案不符合结构安全，往往就要花费成倍的资金去弥补。此次修编的规范增加了结构部分的内容，同时也加强了对防灾、避难、疏散等方面的要求。各个专业的设计师、工程师都应将防灾问题融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去，特别是建筑设计专业，它作为整个建筑的主导专业要对建筑设计进行总体把控。
据了解，为了给规范的修编工作积累素材，编制组曾分赴国内各省区市选取典型的学校作调研，2008年9月和10月还专门赴日本和我国台湾针对中小学建筑和灾后重建，特别是对抗震避灾等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之所以选择日本和我国台湾是因为它们近期分别发生过“阪神地震”和“9·21地震”，虽然伤亡率远没有汶川地震高，却分别用了10年和8年进行灾后重建，并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法规和技术措施。
考察中，建筑师们了解到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中约有80%的幸存者是因为周围有学校躲避而幸免于难，而汶川地震则因为大批学校的倒塌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这两组形成鲜明对比的实例给在场建筑师们的内心带来了巨大冲击，强烈意识到必须把安全放在新规范要求的首位。
截至2009年4月，规范已经进行到了第十一稿，并在建筑界和教育界广泛征询了意见，编委们希望5月份能把规范在网上进行公示，以获取更多有益的意见，加快工作的进度，因为新规范越早出台就越有利于保证正在建设的那些学校的设计和施工质量，如果沿用20年前的规范，就将导致刚建完的学校就成为不合格品。
为避免出现这一问题，规范完成修编之前，已由教育部牵头，以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为主编单位，并与教育部直属的几所高校共同合作，针对这次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编制了《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学校规划建筑设计导则》，黄汇应邀作为评审为该导则的编制提供了许多关于中小学建筑的资料和建设性意见。这份率先出台的导则对灾后中小学重建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 [2] [3] [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