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日,山东省潍坊市毕业生就业工作座谈会上透露,市人事局给全体干部下了“死任务”,每名干部至少要为3个毕业生落实就业岗位。潍坊市人事局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逄峰说,给干部下达这样的任务是头一次,为了完成任务,干部们需要到企业、到社会上去找门路、想办法。为了保证落实这项任务还采取旬报制度,定时上报落实就业的情况。(5月16日《京华时报》)
潍坊市2009年约有5万名毕业生需要就业,但当地高校2009届毕业生的初次签约率最低的仅为1%—2%。就业形势如此严峻,人事局勒令官员“赤膊上阵”,似乎不无合理,起码初衷良好。但,强行摊派,只能是好心做坏事。
事情最耐人寻味之处在于,潍坊市人事局这种施压的做法,只不过是转移压力而已,受压的末端不是其辖下的各级官员,而是企业和社会。且看报道中的一个细节——潍坊市人事局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逄峰说,给干部下达这样的任务是头一次,为了完成任务,干部们需要到企业、到社会上去找门路、想办法。这是真实的表达,因为官员不事稼穑、不商不工,靠自身当然没有渠道解决就业,于是,上峰给他们多大压力,他们就必然把多大压力转移到企业上去。企业需要多少人、需要什么样的人、什么时候需要人,企业本身自有分寸,强行要求企业解决就业人员,就是粗暴干涉企业“内政”和经营,这样的企业怎么可能良性发展?
进一步而言,人事局是无权要求各级官员必须落实就业岗位的,因为这些任务不属于官员的职责范畴。如果这一次要求下属官员解决不该解决的问题,下一次就必然会有更离奇的任务下达。权力就成了无所不能的怪兽,权力一旦屡屡越界,受伤的不仅是官员自身利益,长远看,更会伤及公共利益。
说白了,要求每名干部至少要为3个毕业生落实就业岗位,正是一种典型的行政指标主义。不同于一般指标主义的是,行政指标主义因为权力的介入,它更具有强制性和危害性。
这些年,关于行政指标主义,我们并不陌生,比如在一些地方有交警罚款指标、死亡指标,至于一些地方下发红头文件要求下级部门,在公务接待时必须使用××酒、必须抽××烟,每个单位必须一年内完成“任务”数百万元的行政指标,我们更是不陌生。诸如此类的行政指标主义,其出发点往往有二,一是打造政绩工程的需要,通过铁腕手段,取得看得见的政绩,从而以为干禄之资。二是从中渔利,聚敛钱财,比如一些地方强行摊贩抽烟就有政商勾结之嫌。
其实,政府部门不是不能过问大学生就业,而是该如何过问。过问的前提就应是不滥权,不摊派。如此,就不失为善治。
总之,摊派就业,表面上是为大学生考虑,实际上既伤害大学毕业生,也伤害社会和企业。这种行政指标主义下的蛋,暴露了一些地方急功近利、“目无法纪”,把权力越界不当回事,或者根本意识不到这是越界,不能不让人担忧。（王石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