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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央确定的“全国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试点县”，睢宁从勤政肃贪入手，大胆尝试拉练工作法、实行严格禁酒令、推行“一述双评”，鼓励媒体监督，权力公开和严管干部改革引发各界关注。
就此，本刊记者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请他从专家视角对“睢宁吏改”做观察分析。
县权越大，越需要监督
大地：今年3月，中央纪委、中组部确定了“全国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试点县(区)”。县委权力公开的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
毛寿龙：县委权力公开有利于监督，主要体现在三方面：有利于上级的监督，有利于下级的监督，有利于自律。
首先，过去下级对上级有选择地公开信息，信息相对来讲是不透明、不对称的，上级监督有难度。县委权力公开有助于上级监督，解决信息不透明的问题。
其次，县委权力公开对于下级的监督也比较重要，它有利于老百姓知情权的实现，公民参与监督相对来说容易一些。
再者，县委权力公开有利于自律。比方说，一般晚上大家就不是很注意自己的形象，但是光天化日之下每个人对行为都比较约束，对权力来讲也是一样的道理，一旦公开，有利于它的自律。
大地：县委权力公开仅有利于监督吗？
毛寿龙：还有利于决策，县委提供公开透明的信息，听取来自各方面的建议，一方面促使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另一方面一旦做出错误决策，也容易发现问题，及时改正错误。大地：现在县扩权话题也比较热，此背景之下县委权力公开，两者是否有关联？
毛寿龙：有的。过去改革开放主要是中央政策比较重要，省一级政策比较重要。现在很多县一级权力比较大的地方，发展往往比较快，比如江苏昆山年财政收入272个亿，可能跟一个小省份差不多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县权力越来越重要，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但责任越大、权力越大，也需要有更多的监督，所以县委权力公开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县一级政府的作用。
权力公开对官员是保护
大地：睢宁探索尝试“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800余人旁听县委常委会，进而推行“党务公开”。您怎么看这种改革？
毛寿龙：800人旁听县委常委会，决策过程公开。谁支持、谁反对，有什么道理，老百姓和官员都知道了。这首先宣传了决策，扩大决策的支持度；同时，又会减少执行过程中的难度，执行阻力会减少。
公开肯定是好的，但公开可能也会产生一些问题。行政决策机构和政治决策机构的区别在于，政治决策机构是免责的，比如人代会上人大代表发言都是可以回避责任的，国家保护他们的言论自由。但是行政官员说话就要落实，需要去做，需要执行，所以要搞清楚什么可以公开、什么不可以公开，至少让人们知道，不可能所有的信息都能公开。
大地：公开对干部是非常大的约束。
毛寿龙：对，一些干部不能胡作非为了。其实这对干部也是保护，比如说很多人不恰当地对干部施加压力，干部就可以以此为理由，说现在决策都公开，不可能如此办等等，这实际上也保护了干部。
大地：权力公开与严管干部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毛寿龙：权力公开与严管干部是一种积极的关系。权力公开以后，对于干部而言实际是了解的过程。比如禁酒令，公开过程就是知情的过程，对官员是一种约束。
另一方面，权力公开对官员也是一种激励和支持，包括其它严管干部措施都有这个效果。
大地：睢宁严管干部采用了很多方法，群众评议干部让人印象深刻。
毛寿龙：群众评议干部是件好事，这跟中央的精神是一致的。就评议而言，对窗口部门可以进行群众评议，对于内部部门我觉得还是以工作评议为主。要理解不同事情的性质，再决定是群众评议为主、工作评议为主，还是专业评议为主、第三方评议为主。
这涉及到评议专业化的问题。群众评议很重要，但也不要盲目，应该提高评议的专业水平，多途径来评。
媒体成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大地：睢宁利用网络、手机、电视台、报纸等媒体监督官员的做法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还专门出台了《办理媒体反映事项暂行规定》。利用网络等媒体监督干部是不是一大趋势？
毛寿龙：对，从各方面来讲媒体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而且也是不可忽视的监督途径。包括网络在内的媒体涉及到的人越来越多，应该说是一件好事，也是个好的趋向。不让政府普遍性的禁令走过场，一定要取得社会舆论的支持。各项禁令如果没有媒体、舆论支持的话，它的力量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弱的。
所以，一个方面应该更好地监督落实，另一方面也要给这些纸上的命令更强大的力量，不然它们可能只是纸上的条文。我们的确有很多条文，写在纸上却没有落实。
大地：在您看来，媒体监督十分完美了？
毛寿龙：也可能出现问题，往往有新闻效果的事情媒体监督得好一些，没有新闻效果的事情可能就被忽略了，所以政府常规工作一方面要照顾到媒体的监督，另外一方面政府也要主动去公开信息，除了媒体平台以外还要有自己的平台。
这样的话，一方面可以利用媒体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媒体的力量所带来的政府职能重点错位的问题。比如，本来其它工作挺重要的，但是因为某件事情被媒体关注了，政府的工作力量都跑到媒体关注点上了。
公共力量影响吏治结构
大地：睢宁严管干部收到效果，但一个县的权力推动显然有些“单薄”，进一步“治权”的理想推动力在哪里？
毛寿龙：要强调的是，这种推动力量不能仅仅来自局部。睢宁所做的工作实际上是一个整体，县领导班子做的工作只是启动，通过媒体向外界公开权力，各方面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它就有了公共的力量，公共的力量对当地的吏治结构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大地：“郡县治，则天下安”，目前对县委书记和县公安局长大轮训也在进行中。您认为，睢宁县的严管干部工作先行，对全国干部改革是否有借鉴价值？
毛寿龙：中国基层干部数量上来讲是很大的，在地方发展过程当中，基层干部作用越来越重要。从另一方面看，一般来讲中央、省市干部运作相对规范；对县来讲，相对比较“一线”，机关干部建设各方面跟上级相比可能还是落后一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从严治吏、加强培训，对于解决基层干部工作作风问题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中央的自律相对来讲好办一些，省一级中央管起来比较容易，但是到县一级的话情况有所不同——一方面要让它有自主权，另一方面又要让它有工作作风，而上一级的权力又比较远，各地方的情况又千差万别，所以以权力公开的方式来治理工作作风，解决官场不正之风，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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