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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宝贝回家”寻子网站提供的线索帮助下，中国警方近日成功解救了一名被拐卖的王姓１６岁聋哑女孩，并把她送回到山西大同父母的身边。这是中国警方与民间人士联手成功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最新个案。
警民携手“打拐”
这名山西女孩自今年２月被拐骗之后，曾辗转被拐到香港、广州、深圳、上海等地，期间甚至因被胁迫从事偷窃而受到公安机关的拘留。
“我们网站４月份得到孩子父母提供的信息后，把人贩子的情况转交给公安部打拐办，在他们的督办下，警方抓捕了人贩子，解救了孩子。”“宝贝回家”网站站长张宝艳说。
这个２００７年创办于吉林通化的网站，在全国各地已拥有一万多名志愿者，通过收集、分析、比对寻人信息，至今，这家网站已经找到了３６名被拐儿童。
中国的民间打拐人士中，除了张宝艳这样的热心人，更多的是丢失孩子的父母。共同的关注和遭遇使这个群体走到一起，他们互相鼓励、互通信息，有些人在寻子过程中帮助他人找到了孩子，往往掌握着许多公安机关暂时还没有掌握的打拐线索。
自上个月开始，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打拐专项行动，决心遏制拐卖儿童犯罪高发的势头。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公安部刑侦局专门邀请“宝贝回家”网站的志愿者代表，一起探讨合作打拐事宜。
中国公安部刑侦局局长杜航伟表示，警方将与民间打拐人士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希望民间人士为打拐专项行动提供建议和线索，并对基层打拐进行监督反馈。
“宝贝回家”网站得到了公安部提供的大容量、高速度服务器空间，开辟了打拐专栏，呼吁公众积极举报人贩子和买卖孩子的行为。网站利用遍及全国的志愿者网络，发现可疑的人贩子、买主和拐卖儿童的线索，直接向公安部打拐办举报，迄今已提供３０多条线索。
硬币的两面
中国民间打拐力量的兴起，与拐卖妇女儿童现象的存在，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上世纪８０年代后，拐卖儿童现象在中国有愈演愈烈之势。一些人受传宗接代旧观念的影响，往往不惜花数万元非法收买儿童特别是男童，高额利润诱使人贩子铤而走险。近年来，犯罪团伙拐卖外来务工子女案件增多，甚至强迫拐卖儿童从事行乞及卖淫、偷盗、抢夺等犯罪活动。
警方披露，犯罪分子通常会在公共场所利用玩具、食物等骗取小孩信任，或是在租屋骗取家长的信任后拐骗儿童，有的甚至采取了抢夺、绑架、麻痹等恶劣手段。
由于拐卖案件多为跨省区流窜作案，调查取证、抓捕犯人、解救被拐儿童困难多，耗资大，仅靠警方一家之力显然难以支撑。分布在社会各阶层、各地域的志愿者，恰恰在打拐信息收集、监督举报、异地比对等方面可以扮演重要角色。
深圳市经营“电话超市”的彭高峰至今仍在苦寻被拐的儿子。去年３月，３１岁的彭高峰在看守着电话亭生意时，他４岁的儿子突然被一名身穿黑色夹克的男子强行抱走了。
彭高峰和同样经历失子之痛的十几名农民工共同组成了“寻子联盟”，不断向媒体和政府部门求助，希望有奇迹发生。目前，这个联盟已发展到全国各地２００多户家庭。
张宝艳说，在寻找孩子过程中，每个家庭都有些信息，但这些信息往往不能互相交流，这就需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网络平台，把信息联系起来。
“一旦找到来历不明的孩子，我们通常会问他们那里是不是下雪、有哪些动植物、说什么方言，通过这些线索查找对比报告失踪儿童家长的资料，”她说，“然后我们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联系他们可能的父母。”
欣慰与困惑
在中国，民间打拐力量的声音越来越受到重视。经他们多次呼吁，中国的公安机关改变了以前报告失踪儿童２４小时以内不立案的规定。只要接到儿童失踪的报告，基层警方就要马上立案，到现场调查。
民间打拐人士正在推动一项新的立法举措——加大对被拐儿童买主的惩罚力度。目前，只要买主不阻挠警方的解救行动，中国通常不追究其刑事责任。民间人士指出，只有增加买主的违法成本，才能真正压缩被拐儿童的“市场需求”。
在为打拐取得进展而欣慰的同时，中国的民间打拐人士也面临困惑。
张宝艳说，很多志愿者希望把救助站、福利院里孩子的信息发布到网络上，以便让家长认领，但有关部门均以侵犯隐私为由拒绝。“他们说只有民政部门的网站才能公开这些信息，但事实是，现在民政网站上根本不发布这些信息。”
目前，张宝艳使用自家的三台电脑，在朋友帮助下努力维持着“宝贝回家”网站的运营。网站是公益性质的，志愿者和寻子家长们刊登寻人启事完全免费。
“网站接收了一点捐款，才一万多元，主要用于资助被解救的儿童读书、看病，”张宝艳说，“我希望能成立一个基金，给举报人一点奖励。”
张宝艳和丈夫创作过一个剧本《路有多长》，写的是被拐和流浪儿童群体的不幸故事。最近，民间人士和警方联手打拐的一些成功案例给张宝艳带来了鼓舞，因此，她把剧本改了个名字——《宝贝回家》。（记者 李志晖 李舒 彭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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