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固然“臭名昭著”,但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是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呢?
1949年八、九月间,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了对国民党的全面军事胜利,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此时毛泽东连写了5篇文章,评论当时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总统杜鲁门的信,揭露当时美国政府推行的支持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对华政策的反动本质,《别了,司徒雷登》就是其中一篇。
【别了,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是当时美国驻中国大使,而美国的对华政策当时在中国已遭到彻底失败。他既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执行者,也是这一政策的受害者。
诚如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里所说的,“司徒雷登是
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战争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按这个经历,他应该是中国人民的
一个朋友,至少不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但《别》文里又这样给他“定性”:“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被选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后,文末对司徒雷登的注释更明确地说他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后,“积极支持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反人民的内战”,再加上毛泽东在评论当时美国国务院白皮书的另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美两国反动派的失败”,对于中美两国人民来说,“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事,目前的这个时期,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时期。只有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和其他美国反动派,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陈立夫、李宗仁、白崇禧和其他中国反动派与此相反,确是‘生平最复杂、最苦恼的时期’”。和那些“臭名昭著”的人物并列,这使司徒雷登在当时中国人民的眼里,彻底地臭不可近、臭不可闻了。
然而,司徒雷登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来说,是不是一无是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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