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从1938年投入国民党怀抱后，张国焘成了中共历史上搞“分裂主义”、“军阀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个曾被昔日红四方面军同事徐向前元帅评价为“不是没有能力，但品质不好”的人（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在成为叛徒之前，其实是有多重身份的，其中不乏“灿烂头衔”。
【“五四领袖”与“学运要人”】
1916年秋，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也正是这一年，17岁的张国焘考入北大。
作为理工预科一年级的学生，张国焘感到“北大在我初去的时候，还显得很有点乱七八糟”，高年级学生“办小报、做诗文、捧女戏子，往往深夜喝醉了酒回来瞎闹一阵”。但蔡元培的改革措施很快见效，怀揣各种“主义”、“思想”的著名人物荟萃一堂，在北大讲授独到之见，“做学问求知识的气氛日渐浓厚起来……新风气开始抬头了”。（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1917年春，陈独秀受邀来到北大，同时带来的，还有他主编的《新青年》——正是这份刊物，引发了“最初埋头于功课，成绩还算优良”的理科生张国焘的革命思想，他原本怀有的“救国治学”之心，从此找到新出路：“1917年春我看到了《新青年》，一眼就觉得它的命名合乎我的口味，看了它的内容，觉得的确适合当时一般青年的需要；登时喜出望外，热烈拥护，并常与反对者展开争论。”
张国焘开始急速左倾，参加过1918年5月学生对日抗议的温和请愿活动后，他甚至觉得“太不够味”——对于“救国”，他要的是“急速”、“彻底”、“奋起”，“一般急进的同学，包括我自己在内，则认为应当从事彻底革命，推翻亲日派的统治”。
在这种日益“急进”的氛围下，张国焘与“狂热爱国”的同学邓中夏、高君宇、许德珩、段锡朋、易克嶷等人成立了“国民杂志社”（日后他们都成了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1919年5月2日的社务会议，谈及凡尔赛和会中国受辱之事，张国焘发出了五四运动的第一声倡议：“由‘国民杂志社’发起，约集北京各校同学举行一次示威游行。”3日下午举行的北大全校讨论大会上，当然少不了张国焘的身影，虽于宿舍内经过了无数次“新文化”辩论，但他第一次面对如此重要场合，竟也“不免有些紧张”，特别是一口萍乡土话，成为日后笑谈。
当5月4日的游行队伍准备出发时，校长蔡元培前来劝阻，学生颇感不耐，正在人群躁动之际，又是张国焘出面，让人“连请带推”地拥走蔡元培——90年前的那一幕，终于不可遏止地爆发了。
接下来的游行、逮捕、释放、演讲，游行、逮捕、释放……当蔡元培哀叹“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时，张国焘在这五四时代的学生“新生活”中正忙得不亦乐乎：“他们认为我是不可多得的革命实行家。”同学邓中夏更是戏称张国焘为“学生要人”。同为“学运要人”的，还有日后转向国民党而渐被遗忘的段锡朋——90年前，作为北京学生联合会会长的他，声望如日中天，以至被人称为“段总理”。 [1] [2] [3] [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