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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媒体报道，从2003年始，重庆逐步建立了包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市级部门新闻发言人、区县政府新闻发言人、高校、企业、医院等社会类新闻发言人的“四级新闻发言人制度”
。一改“政府发布、媒体公布”的惯例，媒体可以提任何与主题无关的问题，政府新闻发言人达到了原则上不得以“无可奉告”来搪塞之目的。
“无可奉告”本是外交场合一些政府官员使用很多的一句辞令，是对“不便说”、“不想说”或“说不出”话语的一种搪塞，有点“太极推手”的味道。
相对于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地方政府仍对媒体的提问设置前提条件，比如对于某矿难，其起因是什么？损失有多大，谁应付主要责任？诸如此类，虽然不在本次新闻发布会主题之列，但既然这些群众一直不清楚，一直很关心，媒体借本次新闻发布会之际顺带提出，有什么不可的呢？
记者的目的不外乎是为了满足群众知情权，也是充分的行使舆论的监督权。毫无疑问，政府应该尊重媒体的监督权，对公众有个交代。
遗憾的是，当记者问及与本新闻主题无关即便是有关但比较敏感的问题时，记者和公众常常得到的不是“王顾左右而言它”，就是一句外交辞令：“无可奉告”。这实在是对民主政治和舆论监督的讽刺。
大家也许会清楚地记得，去年11月，重庆主城区8000多辆计程车集体“停运”
。当天下午4点半，重庆市政府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了停运事件发生的原因，及政府即将采取的处置措施，并向市民道歉。随后的3天内，重庆市政府连续开了4次新闻发布会，他们第一时间掌握了话语权，不仅嬴得了计程车集体“停运”事件处置的主动权，而且也完善了社会转型时期政府治理方式。
众所周知，“无可奉告”是因为心中有鬼。那个事故，那个灾情，一些政府官员自己就是当事者、责任者、始作俑者。东窗事发，骤生事故，他们正一门子心思在琢磨着怎样掩天下耳目，怎样“变坏事为好事”。惊魂未定之际，以退为攻之时，你叫他们“奉”些什么？他们又能“告”些什么？此时此刻，鬼犹附身，雄辩是银，沉默是金。“无可奉告”正派上用场。
“无可奉告”是因为官气作祟。有些新闻发言人大小也是个官，别看他在上司面前低声下气，舌长如钩，大汇报，小报告，无时不“奉告”。但一到下级和公众面前，就故作高深。守口如瓶，一副神秘兮兮的派头。什么透明度？民由我“牧”，“我”贵民贱。出了再大的事儿，我想告诉你，你就是有权知道；我不告诉你，你就无权知道。小小记者，拿着话筒对我质询，你配吗？
“无可奉告”是因为明哲保身。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言多有失，少说为佳。如果不慎让记者钻了空子捅出去，岂不自己丢官事小，说不定牵扯一大批官员。于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于是乎心存忌讳，有口难言，与其“王顾左右而言他”，何如“无可奉告”更便当！
其实，事情的发展往往同“无可奉告”者的初衷相反，你越是宣称“无可奉告”，人们就越是觉得其中大有蹊跷，越是寻根问底，闹你个沸沸扬扬。“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王二不曾偷”。这个“无可奉告”本身，不正是伪者的一种自我亮相吗？
从某种意义上讲，重庆市政府以“无可讳言”代替“无可奉告”，
既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需要，也是官员尊重民意，让公民知情权充分释放的需要；既体现了人民政府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也是政府有勇气和有充分自信心的表现，更是打造一个开放、透明、高效的政府的必然要求；既体现了对公民知情权的尊重，表现了对建设民主、重视民生的积极态度，也是与时俱进的观念更新和执政能力提高的展现，无不让人抚掌叫好。
因为“打主动仗，下先手棋”
的传播思维，能有效阻止流言、谣言，不会误导群众，更能有效提升政府公信力和支持度，从面抹平了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愈演愈烈的鸿沟，拉边了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的距离。(作者:朱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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