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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困难的时期越要转变政府职能
周 强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其带来的冲击促动政府改革。越是困难的时期，越要加强政府自身建设，越要转变政府职能。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需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去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全国各地紧紧围绕“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目标，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做了大量工作。国务院各部门纷纷下放审批权限，精简审批环节，提高办事效率，有效保证了扩大内需政策的贯彻落实。同时，地方政府也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特别是减少和放宽投资审批、项目核准，减少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维护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中央和地方政府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措施，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增强了企业的投资信心和社会的消费信心。
应对日益增多的突发事件，需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妥善处置和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对“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具有重要而特殊的意义。近年来，国内和世界范围内的各种突发事件频发，如2003年上半年我国突然暴发的非典疫情，2008年5月12日我国四川省发生震惊世界的汶川特大地震，还有最近在墨西哥暴发并正在全球蔓延的甲型H1N1流感。依法行政和信息公开是政府成功应对突发事件的关键所在。
适应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需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互联网、3G等信息技术不仅是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是促进政府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推动力。信息技术不仅可以再造政府流程、创新行政方式、提高行政效能，而且也使政府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接受社会监督，政府将处于公众的“在线监控”和“无线监控”之下。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和法制不断健全的背景下，作为公务员将面临两方面的考验：一是你的作为或不作为，很有可能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二是你的作为或不作为，很有可能被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起诉到法院。这就要求政务公开和依法行政。
目前，我国正处于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时期，省级政府的机构改革正在进行，市县政府的机构改革也将展开。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政府机构改革，更应当抓住这一契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以更好地应对危机，实现科学发展。
（作者系湖南省省长）
放松管制须警惕两种倾向
马怀德
在我国政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除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外，一个经常被提及的策略就是放松行政管制。现实中不少地方也采取了放松行政管制的策略，希望借此提高行政效率，帮助地方和企业渡过难关。从实践看，放松管制的策略是有效的。
该如何放松管制？放松管制后是否会产生其他负面效果？放松管制的底线在哪里？
我个人认为，放松管制并不意味着放弃管制，有效和必要的政府管制是维护经济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所以，我们在应对危机放松部分管制的同时，特别要警惕极易出现的两种倾向：
一种倾向是过度放松。所谓过度放松就是为达到经济回暖的目的，政府监管部门突破法律界限乱批项目，对平时就禁止的破坏环境的污染项目、低层次重复建设项目大开绿灯；对能够带来经济效益或者解决就业的企业实施的违法行为“视而不见”，放弃处罚；对已经关停并转或者淘汰的企业项目放任不管，以致再度上马、死灰复燃；对严重违反相关法律损害劳动者权益的行为网开一面。放松管制不是放开管制，更不是将违法行为合法化。任何刺激经济的计划和放松规制的政策，都应当在合法的前提下实施。一旦突破法律界限，不仅使经济最终难以复苏，而且法治也会受伤。
另一种倾向是虚假放松。虽然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和放松管制政策会拉动地方经济。但是，有些政府机关为了维护机构和部门既有的权力和利益，就可能会采取敷衍应付策略，名义上放松，实际上按兵不动，继续坚持违法的地方保护政策，继续使用自设的许可前置条件和程序苛责相对人。所谓的绿色通道也只是一个说法而已，繁琐冗长的行政审批阻碍了经济的复苏。有些地方为了实施地方保护，不惜以红头文件限制竞争实施垄断，如最近湖北公安县规定烟酒消费指标就是一例。这种虚假放松实际上是延续了比法律要求还要苛刻的管制，对经济社会的危害更大。
放松管制应当有一定之规，即在合法行政的前提下，从两个方面放松管制：一是在法律限度内，允许自由裁量的部分，政府选择最有利于相对人的方法实施行政行为。二是清理各种法律以外的行政限制和许可审批条件，使政府的经济社会调节监管职能只限于法律的规定。尤其是对行政部门为了管理方便自设的各种审批条件和前置许可，应当一律废除；那些限制进出口贸易的各种规章制度就应当及时清理和废除，真正体现法治政府和服务政府的理念。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5月20日在“政府法制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的作用”研讨会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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