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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人大代表是民意代言人，在职责上需代表其所在选区的选民行使国家权力，为确保人大代表履职无后顾之忧，法律规定对县以上人大代表的逮捕要经过报请许可的特殊程序。“人大代表”这一身份决定了他更应当模范地遵守法律，而并不等于，有了这个头衔就是有了“护身符”或“免罪金牌”。
广东梅州兴宁市金兴房地产开发公司法人代表、总经理石某涉嫌侵吞公司3000多万元，当地警方在侦查终结后提请检察机关对石批准逮捕。梅州市检察院认为，考虑到对方是人大代表，不会逃跑，无逮捕必要，所以作出了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此事在当地引发争议，在广东省检察院与公安厅达成一致意见，认为应对该嫌疑人进行刑事拘留时，石某却已潜逃。(6月9日《羊城晚报》)
如果仅从嫌疑人“潜逃”这一结果，来推断检方的不批准逮捕有违法或正当之处，并不合乎法律逻辑。批捕还是不批捕，一看当时的事实判断，二看现有的法律规定。逮捕是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防止嫌疑人因未收押而再度发生社会危险性的一类强制措施，因此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逮捕条件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这三项缺一不可。
从媒体披露的石某案案情来看，至少前两项是符合条件的。关键就在这个“有逮捕必要”如何判定。检方对其不批捕的决定给出的理由是：石某是人大代表；不抓人是希望调解此案；他不会逃跑、不会串供、不会危害社会。公安部门对他进行半年多的侦查，他都没有跑过，要跑早就跑了。
从检方的解释来看，“人大代表”也好，“希望调解”也好，均不是判断嫌疑人是否该逮捕的标准。因人大代表是民意代言人，在职责上需代表其所在选区的选民行使国家权力，为确保人大代表履职无后顾之忧，法律对人大代表规定了一些特殊的保护措施。比如，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如果因为是现行犯被拘留的，执行拘留的机关应当立即向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报告。
虽然由于选举制度尚不尽完善，混入人大代表中的“问题代表”并不少见，触犯刑律的代表更是屡屡发生，近期结案的“问题代表”就包括：原全国人大代表桑粤春贪污1.2亿余元被执行死刑，原湖北省人大代表望开东因贪污受贿被判12年等等。但是，这些规定并非意味着人大代表不受逮捕，而只是明确对县以上人大代表的逮捕要经过报请许可的特殊程序。“人大代表”这一身份决定了他更应当模范地遵守法律，而并不等于，有了这个头衔就是有了“护身符”或“免罪金牌”。
“调解”之说也站不住脚。石某涉嫌的罪名是职务侵占罪与挪用资金罪，均为公诉案件，有罪无罪，应由法院经审判之后依法作出裁判。检方在侦查阶段就积极介入力求调解，一是侵犯了公安机关的侦查权，二是侵犯了法院的裁判权。公安部门只是提请逮捕，还不是提请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只需作出批准逮捕或不批准逮捕即可。如决定不批准逮捕，就需提供不批准逮捕的法定理由，人大代表或调解均非不批准逮捕的法定条件。
真正值得关注的，还是法律所规定的逮捕必备条件之三，“有逮捕必要”。这项条件给了检察机关极大自由裁量权。检察机关为何就对石作出了这一“不逃推定”？在审判之前以取保为原则，以羁押为例外，是现代刑事诉讼的潮流，中国理应向之靠拢。但是，审前的不批捕理应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嫌疑人，不管他是人大代表，还是普通百姓；也不管他是千万富豪，还是贫苦群众。没有一个统一适用的标准，就难以消除公众对检察机关唯身份论而“选择性司法”的质疑。（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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