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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24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吴德峰为新生的人民政府第一任市长。吴德峰自己没有想到，他会以市长的身份回家。离开前，他是大革命时期武汉国民政府的公安局长，是中共潜伏在国民政府的“大人物”。他的谍报人生惊心动魄，充满传奇色彩。
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国民临时政府在武汉成立。党组织决定，时任中国共产党武汉地方军事委员会书记（秘密）、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公开）、在湖北军政界家世显赫的吴德峰，通过国民党左派邓演达推荐当选武汉国民临时政府常委兼公安局长。
吴德峰利用公安局长的合法身份为国共合作、保卫党中央、掩护革命同志做了大量工作。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夏斗寅、汪精卫也相继叛变。屠杀共产党进步人士后，国民党内部的清党也公开化，左派领导人邓演达反对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主张讨蒋，被蒋扣上“煽动暴乱”的罪名予以通缉，吴德峰也被列入免职铲除之列。
但反动派顾忌吴德峰手中掌握的公安局实权和警察大队武装力量，未敢贸然行事,设下“提拔重用、另有高就”的圈套，想待吴德峰交权后密捕除掉。
吴德峰识破敌人这一阴谋，立即报告党组织，党组织同意了吴德峰自行把握时机安全撤离公安局的提议。吴德峰当即利用敌人不愿公开抓他，而公安局大部分下属对他存在敬畏和攀高结贵的心态，布置共产党的同志和“亲信”、下属，传播“吴局长要荣升高就，新局长马上到任”的消息，有组织、有计划地鼓动全局上下在交接那天安排了一个盛大的“送旧迎新大会”。
开会前，吴德峰要人事先悄悄通知警察大队全体人员，持枪荷弹准时到会受阅，听局长训话。新局长在会上看到这阵势顿感不妙，在交接仪式上也不敢轻举妄动逮捕吴德峰。会上，吴德峰慷慨激昂地致辞告别，重申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革命主张，并借题发挥抨击了国民党右派反革命嘴脸，最后高呼，中国国民革命必定胜利！他向大家挥手告别说：“再见！我还会回来的！”
在一片鞭炮锣鼓和欢送吴局长荣升的喧嚣声中，在前呼后拥的欢送人群中，吴德峰安然归宅化装乘小划子过江到汉口，自此吴德峰就脱离了国民党，结束了武汉国民政府公安局长的政治生涯。
西安事变解决后，周恩来找吴德峰谈话，中央决定留他在西安负责领导秘密情报工作。
在西安的秘密工作一展开，吴德峰就对西安社会各阶层做了详细系统的调查，国民党头面人物及夫人们的情况、社会关系，他都了然于胸。吴德峰发现国民党内部“左”、“中”、“右”三种势力两头小、中间大，后来成为中央要求根据地政权建设坚持“三三制”的理论基础。
搞情报工作的人，应变能力要相当强，因为工作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时，从谈吐到穿衣打扮都不能出差错。那时，吴德峰的手下于忠友从苏联回来不久，对国统区环境不了解，吴德峰让他说话做事一定不要露出马脚。于忠友的公开身份是《国风日报》的校对职员，他因为贪图便宜，在当地鬼市上买了一双皮鞋，两三天就掉了底，吴德峰知道后非常生气：“《国风日报》里都是连达官贵人也怕招惹的报棍子，怎么会去鬼市买鞋穿？特务人员知道了就会盯上你！”
吴德峰在西安曹家巷12号搞情报工作时，13号原本是位姓赵的房主，却突然改住了国民党十战区政治部主任和特务机关。党内有人主张立即搬家，但是吴德峰认为“灯下黑”，谁也想不到共产党的情报机关居然与国民党特务机关为邻，反而多了一个保护伞，于是一直在那儿办公，直到1939年夏天环境更为严峻才搬了家。
在西安的情报工作非常成功，国民党中有不少掌握重要情报的人员，都被策反加入了共产党。戴中溶是上海交大电讯系毕业的高材生，因为为胡宗南培训无线电报员、建立无线电讯网而深受重用，被胡宗南任命为司令部机要室副主任。另一个安插在胡宗南身边的重要情报人员，是胡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熊向晖。
解放后，张治中在写给蒋介石的万言书里提到：“你是最相信特务的，你用了最大力量让戴笠同胡宗南合作，认为西安的特务工作是最成功的。可是解放后我到西安一看，就在胡宗南总部周围，安装有3部共产党秘密电台，你的命令发出后不到两小时，中共总部就全部知道……”
吴德峰的革命资历久，毛泽东、周恩来等尊称他为“吴德老”。吴德峰曾说他这一生最佩服周恩来、陈云和任弼时。任弼时曾是他的顶头上司，领着红二方面军北上抗日，在团结红四方面军时也起了很大作用，却从不多提自己的功劳。陈云是老黄牛性格，受命于危难之时，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1952年吴德峰因为“纪凯夫案件”被撤职，李先念接替他的工作任武汉市市长。后来经中央审查，取消了对他的处分，但是吴德峰从没有抱怨过什么，只说：“母亲打错了孩子，孩子能够计较么？”1954年吴德峰离开武汉调到北京工作，将近60岁的老人，又重新开始学习法律，后来成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文革”中，吴德峰没有逃脱被批斗的命运，红卫兵揪着年迈的他问：“你这个特务头子为什么没有死？”吴德峰说：“那你们得问敌人，我为什么没有死。”1976年“四人帮”刚被打倒，吴德峰就病逝了，临终前留下遗言：不许给国家添一点麻烦，不许伸手向国家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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