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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会是个地球村。地球村上的人往来，最普遍、最流行的身份是社会组织成员。以会员或社会组织身份交往，更容易有共同语言。社会组织与社会组织对接，有助于全球性的互联、互动。在对外开放中，社会组织是与国际接轨的宽轨，不是窄轨，是“不戴乌纱帽的先行官”。
面对世博会这个地球村里社会组织如此发达的现实，上海如何与之相适应呢？
第一，要扩大社会组织占人口的比例。国际上，很多国家200人就拥有1个社会组织。按照这个比例，在2000万上海人当中应当有10万个社会组织。可上海实际只有8000多个社会组织。上海的这个“8000多”，在国内省市的范围进行比较是先进的，拿到国际上比则是有差距的。也许在人口众多的国家，不宜这样机械地计算，但我国的社会组织少则是毋庸置疑的。
第二，政府腾出空间。我国的社会组织发育不够，主要是因为应该由社会组织做的事被政府做了。因此，政府不转变职能，社会组织就不能发展。政府应当变无限政府为有限政府。政府只有从越位的地方退出来，社会组织才能进去。政府还应当变直接政府为间接政府，让社会组织在“间接”这个空间里存在、成长。
第三，在政府购买服务方面，应当变定向为不定向。政府购买服务是政府转变职能的重要一着，也是政府扶持社会组织的着力点。可是，如今有些政府购买服务的做法，常常不是从社会组织的实际服务水平出发，而是纯粹从相互关系的疏密考虑，定向地购买服务。这有点像“指令性”经济，不利于社会组织的发展。
第四，在管理与扶持的关系上，尽可能往扶持上倾斜。政府对社会组织，一要管理，二要扶持。在我国，政府是壮年，社会组织是少年。对少年更要关怀、扶持。前面讲我国社会组织数量少，孰不知在基层活跃着大量社会参与和组织的积极性。只要在吸收他们的手续上更加灵活，社会组织就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
第五，社会组织要自立自治自强。社会组织的发育不良，不能完全归咎于政府，社会组织的自身建设也是大问题。非行政组织行政化，非营利组织营利化，还有些社会组织长期处于瘫痪状态，这些都严重地扭曲了社会组织的形象。政府越是放手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社会组织越是要增强凝聚力、提高战斗力，越是要学会办实事、办大事。
在现代社会，社会组织的质和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志。人称社会组织为“第三部门”，是很恰当的。“第三部门”既不要凌驾于第一部门之上，也不要把自己贬为“臭老九”。社会组织要找准位置，选准角度，大显身手，为国家的经济繁荣、政治民主和社会和谐作出应有的贡献。(邓伟志 作者系上海大学教授、上海社会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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