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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结束后不到半年时间，我们党就揭露了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这是建国初期党内发生的一场严重的斗争，也是当时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场斗争的胜利，对增强党的团结，提高党的战斗力，起了重大作用。
内容提要：(一)高、饶政治野心的膨胀
(二)高岗向党发难
(三)饶漱石紧密配合
(四)高、饶问题的揭露和处理
(五)应该记取的教训
(一)高、饶政治野心的膨胀
我们党在完成了经济恢复和土改、镇反等民主改革的任务后，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决定将各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同志及一批工作人员调到北京，并调整、增设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部分机构，以便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1952年8月，邓小平同志由西南局来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高岗、饶漱石和邓子恢、习仲勋同志也陆续从东北局、华东局、中南局、西北局来京担任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
我们党在干部任用上，历来主张搞“五湖四海”，既量才使用，又考虑到历史形成的各个方面的因素。高岗来京之前已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这时中央又安排他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是邓子恢，委员有陈云、邓小平、彭德怀、林彪、饶漱石、彭真和我等十几人)，安排饶漱石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应当说当时高岗是很受器重的，权力、地位甚为显赫，一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他担任主席的国家计委亦有“经济内阁”之称。但是，高岗、饶漱石权欲熏心，对这样的安排仍不满足。特别是高岗，对其职位处在少奇同志之下，一直耿耿于怀。进京不久，他就把少奇同志在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搜集起来，并整理成系统材料，进行传播。他夸大其词地说刘少奇自七大以来犯了一系列的错误。后来，他发觉毛主席在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上，与少奇同志有不同的看法，心中暗暗窃喜，以为少奇同志今后将不再受中央的信任，其威信和地位将发生动摇。于是，就授意别人写文章，以他的名义公开发表，借以抬高自己，打击别人。他写的《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一文，把少奇同志阐述过的关于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观点，关于农村互助合作的观点，关于富农党员的处理问题的观点等等，一概当作所谓“党内的右倾思想”而加以批判。
1953年初，毛主席认为政府工作中存在分散主义现象。根据他的意见，中央先后作出了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关于加强对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部门工作领导的决定，并撤销了政务院党组干事会(即总党组)，规定政府各部门的党组直接受党中央领导，政府工作中一切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经中央讨论决定、批准后方能执行。对政务院各口的工作，中央也重新作出分工：外交工作，由周总理负责；计划工作和八个工业部的工作，由高岗、李富春、贾拓夫负责；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检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由陈云、薄一波、曾山、叶季壮负责；铁路、交通、邮电工作，由邓小平负责；农林、水利、互助合作工作，由邓子恢负责；劳动工资工作，由饶漱石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这是中央为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但是高岗、饶漱石竟错误地认为，这是毛主席对周总理的不信任，是削弱周总理对政府工作领导权的步骤。而此时他们在盘算什么呢？他们以为自己的权势在日益扩大，地位在不断提高，有可能担任更高的职务，于是更加妄自尊大，目空一切，资产阶级个人野心急剧膨胀起来。
在中央准备撤销中央局、大区行政委员会的同时，毛主席为了减轻自己担负的繁重的日常工作，加强集体领导，曾考虑将中央的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将进行大幅度调整，人事安排也会作相应调整。高、饶认为这是实现他们权力野心的好机会，便迫不及待地向党发难了。 [1] [2] [3] [4] [5]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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