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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职务之便侵占13万元公款，并将其中的3万元用于资助贫困学生。日前，宜昌市中级法院终审认定，邓某用于助学的资金不属其侵占钱款。消息一出，网民纷纷质疑邓某“伪慈善”。（7月4日《长江商报》）
“脏钱净用”是一个法治阳光尚未朗照的区域，因而贪官们往往将其当成救命稻草：临湘市原副市长余斌受贿，将给全市学校配的过时电脑都折算成善款，企图在赃款中减除后从轻量刑；广州花都区原副区长罗安成将赃款用于朋友妻女的抚养，也企图减去“良心开支”从轻量刑……面对与民意相左的判决，笔者以为，立法部门应研究“脏钱净用”新问题，推出调整规范审判的新法规。其中，至少要考虑两方面情况——
赃款获取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多大损失，这是首先要考虑的。按司法审判中的“罪责相当”原则，贪墨取赃造成了多大损失，就该承担多大的责任，就该判多大的罪。否则抢劫、杀人、盗窃获得的“脏钱”也能因“净用”而不予追究，岂不乱套？偏离这个审判“原点”，眼光落向赃款去向，必然陷进扶贫助困、孝敬老娘、看病救命等道德“泥淖”，无法作出公正判决。
还有，必须回归常识考察“脏钱净用”的本心，据此作出公正审判。要知道，贪赃枉法也是有“成本”的，他们心惊肉跳、辛辛苦苦弄来的钱，会乐意用在别人身上？余斌的“赃款扶贫”，是在取保候审后“受人点拨”产生的；罗安成抚养朋友妻女，经查是子虚乌有；邓某的帮扶贫困学生，是高调宣传明显“作秀”……退一步讲，就算他们真心帮人，那也是为自己修名积德，还是贪公肥私之举，不值得法外开恩。
（小石潭）
怎能让贪官拿群众利益胡来
如何惩治中国的“非典型贪官”
浙江三门16名村民告倒16名贪官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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