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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各家医院一年的“专家号”约178万个，但去年一年，希望得到专家提供高质量医疗服务的人数为1.2亿。一个“专家号”原本只需14元，一经票贩子倒手，竟会被炒至1500元甚至更高。这是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方来英日前透露的一组数据。(中新社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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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基本药物零售指导价格9月底公布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针对这一新闻，多位论者将病根归咎于医疗资源集中，认为这是医疗资源配置严重不均衡惹的祸。对此，我还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谈论这一个问题之前，我们很有必要先做一个这样的假设。如果将这178万个“专家号”均匀地分配到各地，或者让北京的专家们再平均地分配一下，就是所谓的“打破医疗资源垄断”，那么能否就可以解决1.2亿人次的求医需求？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面对如此旺盛的专家号需求，这一种优质医疗资源即使再如何分配，再如何均匀，这或许依然只是一种杯水车薪的缓解，难以解决实质性问题。
在国外一些发达国家，他们的专家资源同样集中在大医院，但为什么不会出现这一种“全国人民挤协和”的现象？我认为，其实答案不在于他们的民众就医观念有多么的理性。而主要取决于以下原因，他们要去公立大医院找专家看，必须要家庭医生或者社区医生先开证明，才能去看。更为关键的是，民众对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生充满了一种足够的信任。因为在这些国家，他们有一个严格的、完善的医师培训制度，医生们的医疗水平以及检验水平都是相差无几的。一位在美国执业的医务人员就坦言过，由于医生的培养非常严格，社区诊所的全科医生和大医院普通医生对同一种疾病的处理和解释是一样的，所以病人没有必要舍近求远去大医院求医。医生个体水平差异不大，凡是没有经过当代物理、北京和生物北京检验的东西，一概搁置不理，不存在谁能看疑难杂症的问题。
而在我国，由于医师培训机制尚不完善，造成的结果就是：一样的医学毕业生出来后，他们的医疗技术水平几乎是由被分配在什么地方行医决定的。大多数在基层工作的医生根本没有机会接受正规的住院医师培训，在大医院工作的医生则必须接受严格的培训与规范，这就造成了医生群体中，个体之间医疗水平相差太大的现实，基层医生难以满足当地患者的就医期望，难以获得民众的信任；另一方面，由于当前医患信任始终是个问题，一些误诊的新闻事件接连不断发生，让社会弥漫着一种不信任医生的社会心理。执业环境恶化，基层医生也更容易成为不信任的受害者。
因此，“亿万人进京求医”的病根并不仅在于优质医疗资源集中，而更在于初级保健建设这一最重要的环节出了问题，在相关的卫生建设上难以满足民众的就医需求，难以获得民众的信任。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也是解决这一个问题的关键。
吴 帅 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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