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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一期《瞭望东方周刊》发表了《县市长眼里的“省管县”——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省管县以后，现有的市一级领导去留何地》一文。文章指出，目前各省市所实行的“省管县”几乎都是从财政管理的角度而言的，几乎没有哪个省把最为敏感的组织人事权下放给县。而几乎所有的县市长都认为，行政体制上的“省管县”是大势所趋。但是，一旦真正意义上的“省管县”实现以后，现有的市一级领导去留何地？全文如下： tujian.org
2009年8月1日，中国首部推进“扩权强县”的省级政府规章——《浙江省加强县级人民政府行政管理职能若干规定》正式实施，443项审批权限被一次性下放给县级政府。此前的6月22日，财政部下发了《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为财政“省管县”改革提出了具体时间表：2012年底前，力争在全国除民族自治地区外全面推进财政“省管县”。
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上溯到2008年3月18日，温家宝总理曾感叹：“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在今后5年，我们要下决心推进财政体制改革，让人民的钱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
中国的财政体制甚至行政体制改革正在各省市全面展开。
“省管县”的经济根源
从上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推行“市管县”的行政体制开始，浙江就一直延续“省管县”的财政体制。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蓝蔚青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说，今年8月浙江新一轮“强县扩权”实际上是历次“省管县”改革的自然发展。1992年，浙江扩大了13个经济强县（市）部分经济管理权限，1997年，萧山、余杭试行享受地（市）一级部分经济管理权限。2002年，浙江省政府决定“强县扩权”，按能放都放的原则，将313项原本属于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给20个经济强县(市、区)。随后又把省一级的审批事项从2500多项减少到800多项。
2006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又决定将金华市16项管理权限以延伸机构方式、115项管理权限以委托或交办方式下放给下属的义乌市，扩大义乌市472项原属省级部门的管理权限。
“这几次‘强县扩权’使经济强县的经济管理权限几乎涵盖了省、市两级政府经济管理权限的所有方面，事权和财权趋于统一。”蓝蔚青说，“省管县”的体制优势，“促进了浙江县域经济的发展，使浙江在全国第一个消灭了贫困县，目前在全国‘百强县’中占有30席，所有县的财政收入都已上亿。县域经济成为浙江省的一大亮点，长期以来大致占全省经济总量的70％左右。”到底是省管县体制促进了县域发展，还是县域发展促成和巩固了省管县体制？温州瑞安市副市长陈林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两者兼而有之。”由此需要提醒那些陆续跟进“省管县”的省份，浙江县域所展现的活力，有其深层原因。陈林分析，改革开放之前，由于战略上的考虑，中央在浙江特别是浙南地区极少投资，浙江省、地、市安排在县级的投资也很少。那个时候的经济管理和控制关系，主要依从所有制上的隶属关系，而这种隶属关系又大都是经由投资形成的。于是，浙江县域，这些计划经济下的薄弱部位，由于少有依赖和束缚，反而容易成为市场经济的先发地区。这个态势早在8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比较明显了。如温州模式真正的发祥地不在温州市区，而是在温州、瑞安周边的一些村镇。浙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甚至到上世纪90年代还有很多戴着“红帽子”，但它们充其量只能挂靠到县、乡的某某部门单位。“如果要求挂靠到市里、省里，人家也不敢收啊，更管不过来。”陈林说，这样一种经济发展格局，对于财政收入、分配和结算格局有着深远影响，使得县、市、省的博弈中，重心不致过于失衡。“省管县”体制由此能够形成，并稳定下来。
陈林介绍，多年以来，瑞安作为浙江经济强县（市）之一，较早和较多拥有了一些“地级”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财政上直接对省结算。瑞安所属的温州，对下辖的几个县（市）最重要的权限，恐怕还是在干部管理上。副县级以上干部的考核、调配是温州市委管理。至于一些党政职能部门的业务指导关系，就不是那么“紧”和“强”了。
“地级市与所辖县市既然有上下级的关系，就经常是会议传达会议、文件转发文件，还经常有这样那样的检查评比交流考核，上上下下都是不胜其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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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直管县”为什么对基层更有利 [1] [2] [3] [4] 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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