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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勇气和魄力重建社会，形成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并在此基础上加强权力的治理能力。
由外部观之，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60年来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就，形成了“模式”般的经验。然而，正如执政党多次清醒强调的那样，处此初级阶段与转型时期，一定要有忧患意识，不回避当前自身存在的诸多矛盾与问题。在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看来，如何处理权力和社会因素的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编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距1911年的辛亥革命100周年还有两年。可以说，这60年是上述100年甚至更长时间历史的一部分。回顾60年乃至100年的历史，可以让我们更明确地意识到今天所面对的问题以及要努力的方向。
新中国成立前的总体性危机
在绵延近两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多次改朝换代而社会生活的基本秩序不变，原因就在于朝廷、贵族-士绅、民众三者之间基本关系的稳定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因此，两千年间，皇帝的姓氏在变，但社会的制度与结构却相对稳定。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国传统社会为什么能持续两千多年的谜底。
但从晚清末年开始，维持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的基础条件开始发生变化。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的侵蚀，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西方近代文明的传播及新式学堂的创办，特别是科举制本身的衰败及最后被废除，原来作为社会中间层的最主要部分——士绅-地主集团，开始沿着四个方向分化：一部分转变为近代工商业者，一部分转变为近代知识分子，一部分转变为新式军人，还有一部分仍然留在农村的，后者大多成为土豪劣绅。这实际上意味着维系中国传统社会两千余年的“国家-民间精英-民众”三层结构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的分裂与解体。
这种变化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体制的解体，同时在更深的层次是社会结构的解组，即由于社会结构构成的变化，社会失去了自组织的能力。在中国近代史的最后岁月里，呈现给人们的就是这样一个政治解体与社会解组结合在一起的局面。对此，有人将其称之为“总体性危机”。此后近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缺乏能定型社会基本制度框架的社会力量，社会制度缺乏内在的稳定根据。最终结果，就是频繁的社会动荡。加之帝国主义的入侵，社会正常发展的条件丧失殆尽。
从这种意义上说，此后的诸种革命与变革，都是对这种总体性危机的一种反应，是应对这种总体性危机的一种努力。 [1] [2] [3] [4] [5]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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