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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国资委专家表示，“国资委刚成立时，有的企业老总一年才挣五六万元，后来就给提到20多万。现在央企老总的工资总水平，最低20多万，最高80多万，比较多的是在40多万。这其中包括垄断行业的老总年薪，这个真的不高。说央企老总年薪千万其实是社会误解。”(9月21日新华网)。
的确，或许就如这位国资委专家所说，与民营企业高管人员薪酬很少引起社会争议的情况相比，作为具有国资背景的央企高管薪酬所引发的社会争议，近日央企高管“限薪令”发布之后，不但不见平息却有反弹之势。所以在此条件下，认真寻找引起社会争议乃至不满的原因，显然应当是有关政策制定部门的自身职责和所应面对的社会命题。
首先就公开的观点看，或许不难理解的是，大多社会公众之所以会对民企高管人员的薪酬持理解态度，其关键无疑是产权清晰与公司合理的治理结构。其中道理很简单：在市场公平竞争的前提下，社会公众相信百分之九十九的民企老板，不会平白无故让企业高管人员拿高薪的，高薪当然是由市场决定并有相关经营业绩挂钩的。而与此相比，说老实话，央企高管薪酬却实在让人觉得有点雾里看花。就以这次的“限薪令”来说，虽然现在规定央企高管薪酬是由基本年薪、绩效年薪与中长期激励三部分构成，但社会公众很想知道的是，如此确定年薪与激励的基本原则是什么？界定央企政策性红利与高管个人才能的标准又是什么？可以说，在当前央企高管人员任命及其薪酬规定还是采用非市场化方式、而且透明度还远远不够的前提下，央企高管薪酬与民营企业高管之间显然还不具有可比性。
还有从市场角度讲，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中，企业家才能事实上已经成为企业自身能否得到更大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在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里，一个企业家的才能及其业绩，从来就不是行政方法能够认定的，而是需要与市场业绩挂钩来体现。与民营企业高管薪酬相比，谁又能分清现有央企高管薪酬中，哪些是与高管的个人才能有关？哪些是政策性红利与垄断利润？所以，在央企市场利润与垄断利润还难以清楚厘定的情况下，其高管薪酬与民企高管薪酬没有可比性。且在当前职务消费等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规范前，社会公众的倾向自然会将央企高管人员视作为不抓老鼠也有鱼吃的“肥猫”。
所以，要想使央企高管薪酬制度真正做到“合情合理”并为社会公众所信服，办法也简单：一就是要全面公开，通过民主程序让其接受社会公众监督，也就是尊重国企真正主人的意见；二是要尽可能地采用市场化方法，而不是行政方式来认定企业高管人员的才能。
周义兴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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