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钱老去世的消息,我心里很难过。”昨天,广东籍航天专家郑松辉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
他说:“总觉得他还应该再活几年———我们有这个愿望,是因为我们都对钱老非常崇敬。”
钱老音容笑貌就像在昨天
年逾七十的郑松辉研究员原籍广东汕头,曾任“神舟”五号飞船副总设计师,长期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工作。钱学森创建并担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第一任院长时,郑松辉是一名年轻的航天科技工作者。
“我有幸聆听过几次钱老的报告,还曾搭乘他的专机去过基地。这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但钱老的音容笑貌,就像在昨天。我会永远珍藏这些记忆。”郑松辉说。
郑松辉这样评价自己的老领导:钱老的一生,对我们国家,尤其是对我们国家的航天科技,作出了无与伦比、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在,他去世了,我们都情真意切地缅怀他。
钱老功不可没
郑松辉说,从上世纪60年代末,贯穿整个70年代,他作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部年轻的科技工作者,有幸与钱学森先生见过几次面。
当时,钱学森负责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返回式卫星的研发。
一般来说,卫星发射入轨后,在太空执行任务,并不需要返回地面,但有的卫星却需要返回地面,比如携带实验品的科学实验卫星。这就牵涉到卫星的返回再入技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返回式卫星是载人航天的技术先导,因为宇航员必须采取与返回式卫星相似的方法返回地面。没有返回式卫星,就谈不上载人航天。
我国能于1975年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返回再入技术的国家,钱学森功不可没。
钱老那么爱国很受年轻人崇敬
1973年夏,就在返回式卫星的研发进入关键时刻,郑松辉有了一次近距离接触钱学森的机会。当时,他与当时的总体设计部技术负责人孙家栋(1992年当选中科院院士,1996年当选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等5人,从北京南苑机场出发,搭乘钱学森的专机前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钱老的专机与当时中央首长的专机是一样的,都是伊尔-18型飞机。
此前,这5个年轻人也不是没有见过钱学森,但那都是坐在台下听报告。现在,传奇人物钱老就在同一架飞机上,就在这架飞机的前舱,他们的心情不免有些激动。
郑松辉说:“搞航天的人都知道钱老费尽周折才从美国返回的故事。回国时,他什么都没带,就带着脑子里的知识。他那么爱国,年轻人当然很崇敬。”
终身难忘的一刻,在不经意之间就来临了。
飞机起飞后不久,前舱的门轻轻打开了。只见钱老和他的秘书从那里走出来。他来到后舱,与孙家栋、郑松辉等年轻科学家聊了起来。 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两个半小时的空中飞行,不知不觉过去了。
话题可能很轻松。当时聊了什么,郑松辉现在已经不大记得了。但他记得几个细节:钱学森中等个头,说话总是笑眯眯的,很和蔼,让他们几个年轻人忘记了与大人物接触时的拘谨。
那时候的钱老年逾六旬,但郑松辉注意到,钱学森“头发已经不多了”。
钱老作报告才叫带劲
广东人讲普通话通常比较费劲,所以钱学森漂亮的普通话,也给郑松辉留下的印象很深。
“岂止是普通话讲得好?钱老作报告才叫带劲呢!”郑松辉说。
郑松辉与钱学森其他的几次“见面”,基本上就是聆听钱学森作报告了。
台上的钱学森声音洪亮,目光炯炯。演讲逻辑严密,文采斐然。这样的报告,这样的演讲,感染力当然很强,对怀着一腔报国热情的年轻人更是如此。直到今天,郑松辉仍然对钱老的口才、风度赞叹不已。
几十年来,并非所有中国航天科技工作者,都有机会见到钱学森这位传奇人物和高层领导。但钱学森的故事、钱学森的情怀、钱学森的思路,又无时无刻不在陪伴着中国一代代的航天人。
几年前,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大院的草坪上,竖立起一尊钱学森胸像。大院的科技工作者从办公楼去食堂吃饭,总要经过这个胸像。无论风和日丽,还是刮风下雨,钱学森总是慈祥地看着一群群后辈同事从面前走过。 tujian.org
在这个大院里,与航天科技界所有其他单位一样,多少个寒来暑往,多少青丝变成白发。逝去的是时光,留下的是国家的光荣。
念及此,郑松辉感慨万千地说:“看着自己亲手开创的这一切,有了今天的成就,钱老在天之灵,应当是很欣慰的!”(记者/王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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